中日关系史

第四章 明代与清代初、中期的中日关系

第七节 清代初、中期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清政权取代明政权的时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执政。两国由于各自的原因先后宣布锁国,互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极小规模下进行着,因而并未建立外交关系。这种闭关锁国状况,一直延续到两国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敲开大门之前;此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侵略与被侵略
的时期。

一、清代初、中期中日民间的和平商业贸易

    清政府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迁都北京,接着挥军南下,与农民起义军和偏居南方一隅的明政权作战。南明政权曾数次派代表赴日,请求德川幕府予以支援。(注1)德川家康在入主 幕府之后,几次示意明政府要求恢复两国间的通商贸易关系。明政府因明日战争而产生的嫌隙尚未消除,因而拒绝日本的通商要
求。德川幕府有鉴于此,惟恐因支援南明政府与清政府产生矛盾,从而影响以后的双方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因此,对南明政府的请求未曾允诺。随着清军的进攻,南明政府终于灭亡。东南沿海的农民起义军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转移至台湾,并把占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赶走,建立起抗清政权。这个政权一直存在到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成功为筹措军饷,曾大力发展对九州各藩的贸易关系。

    清政府统一中国后,为防止台湾郑成功与大陆人民发生联系,对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控制极严。严禁东南沿海一带商民出海贸易,对西方商船也出于同样目的,不准进出东南沿海各港口.只以远离东南沿海的澳门;处港口,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平定台湾抗清斗争后,东南沿海各省官吏吁请清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清帝康熙认为开放海禁以后,所得税收“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份转输之劳”,又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注2)因而准其所请。自是,东南沿海商民可以自行造船出海,海外贸易开始有所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康熙二十四年(公元l 685年)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处设榷关,(注3)开始同外国互市。清政府为鼓励外国商船进港,甚至给予减免商税的待遇。当时苏州船厂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每年建造出海大船常达千余艘。

    “商舶交于四省,遍:户占城、逞罗、真腊、满加树、淳泥、荷兰、吕末、日本、苏禄、琉球诸国”。(注4)

    这样,中断很长时期的中日间的通商贸易逐渐恢复,而且有所发展。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商船驶进日本长崎港的达七十三只。在这以后二十年间,赴日的清商船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清政府根据清日间商业贸易状况,特开辟宁波、南京为对日通商的主要港口。

    当时日本金银的比价低于清朝,铜的价格也较低,因而清商进行金、银、铜的贸易者不少。某些商人接受清政府的委托,承办军需业务,由官库支银赴日本买钢,回国后按清朝官价卖给政府。(注5)由于这项贸易利润极厚,某些商人甘愿成为宫商,归内务府管辖,专门贩铜。(注6)康熙年代清朝铜产量不多,至雍正时期云南铜山的铜产量约年产三百数十万斤,不敷所用,所以铸铜钱及军用铜皆需进口,特别是进口日本钢。铜商从南京、宁波、厦门、漳、泉、广东等地出海,驶往日本贩买黄金、白银及铜。因之,日本金、银、铜的外流量很大。据日本宝永六年(公元1709年)长崎奉行的报告,从正宝五年(公元1648年)至宝永五年(公元
1708年)的六十年间,外流黄金约二百四十万两,白银约三十七万余贯;从宽文二年(公元1662年)至宝永五年(公元1708年)的四十六年间,铜外流量约一亿一千四百五十万斤。(注7)日本为限制金、银、铜的外流,对仅有的清、荷两国外商贸易额定出限额:请商为六千贯,荷兰商为三千贯。可是对进港的船只没有规定数
量;所以,进港的船只数量日益增多,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清商船进港只数指至一百三十七只。进港船只增多,贸易额 势必超出规定的限额。虽然明文规定超过限额的商品必须运回不得在日本出售,但实际上非法贸易大为增加。为取缔走私贸易,日本幕府在元禄元年(公元1688年)对清商船进港船数作了限制,每年只准七十只清商船入港。后来,幕府曾一度计划将限制数减至十只,贸易额为三千贯,但受到大部分官吏的反对。因为中国商品在日本市场占有传统的优势,日本各个阶层全都喜爱使用。而且清商船贩运至日本的商品种类,几乎囊括中国十几个省份的大部份畅销品。西川如见在其著作《华夷通商考》中曾例举中国十五个省份进入日本市场畅销商品的名称,其中南京一地的商品有八十余种,浙江有四十余种,福建、广东有六十余种。商品的种类大体上为丝及其纺织品、书籍、文房具、瓷器、药材、砂糖、香料、工艺品、漆等等。(注8)幕府中的部份官员认为,如果限制过严,清商得不到足够的利润,将不再赴日贸易。这样一来,日本
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将因无货源补充而匿乏,这会产生极大的不便。因此,幕府作了让步,在正德四年(公元1714年)公布的“正裕商法”中,将十只增加至三十只,每只商船发给一面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无信牌者不准入港。(注9)但是,实行信牌的第一年,只有七只清商船入港。因为清政府干预了这件事,将信牌没收,至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方始准许持信牌赴日贸易。幕府见、清商船骤减,又自动放宽限制,再增加十只,总数为四十只,贸’易额增至八千贯。不过,清乾隆时期海禁转厉,加之日本的铜产“量渐减,所以清商船赴日贸易船数,再没有增加,大体上保持径每年十只左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二、清代与江户时期两国文化思想的交流

    清朝建立起全国政权的时间约晚于德川幕府半个世纪,因此,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于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家纲执政时期。在这以前,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是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他、认为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君臣、父子统治秩序和忠君、孝梯的封建思想,可以改变武士自日本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下克上”现
象,促进武士遵守忠于君主和奉公守法的规范行动,所以,在入幕主政之初就开始提倡儒学。他仿效明政府推行程朱理学的办法,罗致日本国内林罗山等一批朱子学派名儒,大力宣传朱于学。当时,日本名儒多为僧人,尤其是五山僧人。德川家康为控制儒学。特请朱子学名儒林罗山落发为僧,改名道春主持僧务,以左右僧界。德川家康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带头学习《论语》、《中庸》等书,且经常请些名儒学者为他讲读。在政务之余,他还过问刊刻懦学书籍等出版事业。在他带动下,历任将军都推祟朱子学派,遂使该学派逐渐形成幕府的官学。

    第五代将军纲吉时期,正值清康熙帝临御秉政。康熙帘恰巧也出于巩固政权的原因,鼎力提倡程朱理学,且亲自编写《性理精义》和刊刻明成祖的《性理大全》等书。因之,朱子学派在清初也成为中国的统治学派。康熙一代,清朝进入盛世,经济和文化都有迅速发展。清日双方虽未建立国家间的关系,但清朝的文化、思想对日本影响极大。日本朝野崇敬清朝,尊称为“上国”。纲吉将军为进一步推行儒学,在幕府中特设儒宫,并在日本元禄四年(公元1691年)建立孔庙(即汤岛圣堂),亲自在是堂讲解《论语》,亲笔书写“大成殿”匾额悬挂殿内。又命林道春之孙风冈由榴还俗,蓄发穿儒服任“大学头”职,竭力推广朱子学。

    当时,日本朗野对清朝康、乾两帝极其崇敬,对康熙尤甚, 蹲之为上国圣人。(注10)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顺治时颁布的《六渝》,(注11)从琉球传入日本。八代将军吉宗见了极其重视,命获生祖来附以训点、室坞巢译成日文,以《六渝衍义》书名刊刻发行,很快流行全国,甚至在明治维新前夕还再版发行。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天明八年(公元1788年)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于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希世仁君”。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幕府的大力提倡下,得到迅速发展,在武士阶级中尤其普遍,出现各级武土“家读户诵”前所来见的情景。自是,儒学者与僧分离,名僧即名儒的状况不见了。各学派的名儒大多为武士出身,武士几乎垄断了知识界,这是德川幕府时期的特殊现象。与此同时,儒学的忠君思想深入武士头脑,战国时期“下勉上”式的叛乱几乎消除了。

    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宫学,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门径,不学习朱子学就难以做官。尽管如此,非朱子学派仍然不断产生。王阳明和陆象山的著作传入日本后,在被称作“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的倡导下,形成阳明学派。该学派的处境和中国一样,也被正统的朱于学派视为异瑞邪说,加以排斥。为谋求存在与发展,该学派不得不常与朱子学派发生激烈争论。由于处境和地位不同,双方争论的论点往往超出学术范围,而涉及到 政治方面。阳明学的著名学者熊泽藩山攻击日本朱于学派过分崇拜中国,把日本看作是太伯之后,是个耻辱。与阳明学派持有同样观点的山鹿素行批评说,林道春等看不到日本国柞与天地无穷,而强吴却被越所灭这个事实,附会日本为吴太伯之后, 是“食其国而忘其邦”,犹“生乎父母而忘其父母”之人。(注12)

    另一非正统学派因其倡导者为土佐的南村梅轩,故被称作南派朱子学。这一派的名儒与京都朝廷有联系,他们利用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观念,与正统官学作斗争。山崎围斋和浅见纲斋等批评正统官学的所谓正统,不过是承认统治者的既成事实,非是日本国体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则。篡臣掌政一统天下,不能算作正统。唐高祖是隋臣,宋太祖是后周之臣,他们是乱臣篡权夺取天下,不是正统。伯夷、叔齐值得赞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是使后人知大义名分不可侵犯的典范。(注13)楠木正成维护南朝大义凛然,足利尊氏建立幕府是篡权分裂行为。他们的批评涉及幕府,因此、不断受到流放、蛰居等迫害。

    水户学派是非正统朱子学派中的又一主要学派,因其组织者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御三家之一水户藩主德川光圈,故称水户学派。他认为宫学派林春斋等主持编纂的《本朝通鉴》一书,把天皇的始祖定为吴太伯后裔,非常不妥。他决心本孔子春秋之义,仿朱烹的《通鉴纲目》,编纂《大日本史》,以明皇统的正闰(以南朝为正统),定君臣大义名分(明确幕府与天皇的关系),期人心知其所向。日本明历三年(公元1651年),他在水户设修史机构“彰考馆”,(注13)聘请名儒参加编写工作,从而形成水户学派。奠定水户学派基础的名儒有安积瞻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人。

    水户藩主德川光园亦喜读朱子学,且颇受明末入日的朱舜水影响。朱舜水以扶明为志,其言行重视封建的君臣、节义,与德川光园的思想合拍。德川光园极为器重,曾师事之,汇聚于水户的儒者亦颇受其影响。

    水户学派编纂的《大日本文》,就其特笔而论,无非是列神功皇后于纪、大友皇于于本纪、定南朝为正统并用其正朔,以体现其大义名分思想。德川光园还以自身行动体现他所主张的名义思想。他因“以弟越兄”继承藩嗣,(注14)在立嗣问题上,他不立于而立兄子为嗣,以体现长幼名义。安东守约以德川光园比作管仲。(注15)管仲相齐桓尊王而霸,德川光园的尊王目的也在此。对于这点藤田幽谷税得更明确:“幕府尊皇室,则诸侯祟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注16)这点也正是德川光园修《大日本史》的本意。由此可知:德川光园的尊王与幕末尊王攘夷时的尊王,其意义颇有不同。

    江户幕府进入中期以后,正值清朝的雍、乾、嘉三代。清朝在这三代文字狱盛行,迫使中国学者脱离顾炎武、黄宗裁等倡导的“经世致用”,注意现实,要求社会改革的研究作风, 转向“避世”,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大部分学者埋头书本寻章摘句,勘校考据注释,学术研究完全脱离现实,目光短浅,思想呆滞,尽管他们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一定贡献,但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可是,清朝的考证学风传入日本后,却意想不到地动掘了日本官学。日本反对官学的一些学者如伊藤仁斋、获生祖来等利用考证批评并反对官学朱子学派,倡导“六经即先王之道”,(注17)企图回到儒学古典中去,从而开始了日本儒学中的复古运动。随后,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等也热衷于考证。清代名儒顾炎武、戴震、钱大听等著作经他们的介绍,在日本广泛流行。至太田锦城时期,日本的考证学派基本形成。太田锦城受顾炎武的《日知录》、朱彝尊的《经义考》、毛奇龄的《西河集》、赵翼的《甘二史别记》等书的影响最深。他曾说: “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注18)可见其推崇之情。

    日本考证学派的形成,首先对早已产生的国学发生影响。国学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著作,主要是天皇、不得意的公卿及其家臣、以及与京都朝廷有联系的知识界的某些学者。最初,德川幕府并不重视国学,可是随着封建制度危机的深化,特别是受到考证学派的影响以后,反幕府的人开始
视国学为“尊王”的思想武器。由于朱子学被幕府定为官学,国学者力图通过反对中国儒学,达到反幕府的目的。贺茂真渊在十八世纪中叶著《古器考》、《冠辞考》、《国意考》等许多著作,力图从日本古籍中抹掉中国儒学的影响。他在《国意考》中说,神道是自然的道;圣人之道是人为的道,是规矩各种犯恶之道。中国的圣人皆为不仁不义者,禹名为受禅,实夺位于舜的子孙,舜也夺位于尧的子孙。武王伐封,是以臣伐君。日本则不然,君脉世世相继。而且,在唐文化未输入日本以前,日本仁义满天下,输入之后,恶人产生。因此,日本人应忠于君道,即日本固 有之神道,不应崇拜儒学。(注19)另一国学者竹内式部把这种思想与现实中的天皇联系起来,强调事君乃日本人之大义,慨叹“今世不尊天子,人只知将军之贵”,并逐渐演变成尊王贱霸思想。(注20)从反对官学批评儒学,而演进为尊王贱霸,引起幕府的注意,对国学的著名人物开始进行迫害。(注21)

    与国学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反对儒学的学派是神道学派。神道被视为日本固有之道。可是,该派也受儒学影响而不断变化。德川幕府初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学派,以朱子学解释神道,认为儒学的王道即是神道。中期以后,官学受到各学派的挑战,神道的解释亦发生变化。浅见纲斋以三种神器解释神道,使神道脱离王道,演变为皇道。不过,这时的皇道只是象征性地拥护天皇,承认德川幕府握有朝政是得到天照大神的允许,要求幕府应尊敬朝廷与天皇。幕府末期平田驾胤出,神道即皇道的宣传带有尊皇倒幕的色彩。他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指定的日本君主,日本人必须效忠于天皇。他倡导一种新的学说,以驳斥提倡朱于学重视中国文化的将军。他认为:由神创造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日本一国。所以,世界事物皆源出于日本。盘古、三皇、太吴、神农、黄帝等都是日本的神,创造《易》也是日本的神,连中国的医学也是日本的大已贵神、少彦名神所创造,传入中国再反传入日本的。(注22)由此逐渐演变为尊日本贱中国的《皇国尊严论》。幕府对持这一学说的学者,照例进行迫害。

    如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斗争,不论正统的官学派和反官学派的各学派,都受到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影响。但是, 由于幕府支持宫学派,所以,凡是反对宫学派的各派,不管其自身受儒学的影响有多大,为了反对幕府都把矛头指向了官学。尽管清代的儒学、文学、绘画、书籍、医药等各方面部对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注23)但是,由于反官学派的批判,影响日本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儒学思想基础,已呈现出瓦解的前兆。


注1:郑芝龙因经商旅居日本时,曾娶乎户藩士田川氏之女为妻,生予郑成功。郑芝龙曾代表南明政府赴日,朝见德川家康,请求予以支援。
注2:《圣祖圣圳》,卷21。
注3:《中西纪事》,8,《互市档案》.
注4:姜窟英,《海防总论》,载《学海类编》本。
注5:《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皇朝文献通考》,卷14,钱币考.
注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14,钱法。
注7: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49页。原文为: “一亿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七百余贯”,其中的“一万”似为衍文,故予剔除
注8: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见南京、浙江、福建、广东各条。
注9:信牌样式,载木宫泰彦: 《田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54页。
注10:东龟年,《兰田文经》二稿,卷1,心赋一节,赞美康熙所写对联: “日月灯,江海油,风雷效枝,天地闻一番戏场;尧舜且,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脚色”,大加赞赏。认为: “上国有圣人,德蹋乎往号,泽溢乎八荒。尝制俪语: 日月灯,江海油,风雷放枝,天地大(原文如此),一番戏场,臣窃观之,至矣高矣,不可以尚然。”中村久四郎: 《近世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彭陶力》, 《史学杂志》,第25编,第3号,第12页。
注11:顺治9年颁布时《六渝》:一、孝顺父母;二、尊敬长上;三、和睦乡里,、四、教训子孙;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为。
注11:郑学稼: 《日本文》,卷4,第193一193页。
注12:郑学稼: 《日本史》,卷4,策196—197页。
注13:彰考,语出《春秋左氏传》,杜预语: “彰往考来”。
注14:《朱舜水集》,中华书局版,1981年,下册,第801页。
注15:《朱舜水集》,中华书局版,1981年,下船,第759页。
注16:藤田幽谷, 《定名论》,参见改善之助, 《日本文化史》,卷6,第249页。
注17:获生徊来,《辨道》,载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 中译本, 商务版,1978年,第139页。
注18:中村久四郎,〈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力〉, 《史学杂志》,第25,第2期,第25页。
注19:贺茂真渊,《国意考》,参见郑学稼,《日本史》,卷4,第276—277、400—401页。
注20:竹内式部:《奉公心得书》,参见郑学稼: 《日本文》,卷4,第278—279页.
注21:竹内式部被流放到八丈岛,山县大贰处死,是当时比较大的迫害国学者事件。
注22:见平田笃胤,《古道大意》。参见郑学稼,《日本史》,卷4,第407页。
注23:这方面的影响请参阅中村久四郎,《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力》一文,《文学杂志》,第25编,第2、8、4、7、8、10、12号,第26编,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