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
第七节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一、宋、元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自建立幕府以后，掌政的武士和公卿贵族一样，都在努力吸收宋、元文化。首建幕府的源氏，不仅攻读唐宋以来传入的儒家经典，甚至研究《贞观政要》。（注1）幕府的执权者北条氏对收放儒家经典的“金泽文库”藏书处特别注意。他阅读金泽文库所
藏的儒学经典和佛教经典，并指示有关官吏派人修缮书籍。在他
的影响下，京都的学者如三善康信、大江广元、清原教隆等开始
聚集于镰仓。永仁六年(公元1298年)，北条时宗的孙子贞显，曾从教隆之子直隆学习《孝经》。嘉元二年(公元1304年)贞显亲自校点《孝经》，又令其子贞将，从当时的名学者学习《孝经》。在北条氏的提倡下，一般武士、僧侣，包括皇族公卿大
臣，都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在这个时期学习的儒学经典大致为：
《左传》、《毛诗》、《尚书》、《礼记》、
《论语》、
《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南北史抄》、《通鉴》、《老子》、《庄子》、《苟子》、《杨子法言》、《鬼谷子》、《淮南子》、《文中子》、《国语》、《宋齐丘化书》、《史通》、《帝范》、《臣轨》、《贞观政要》、《文选》、
《帝王略论》、《孝经述义》、《札记子本流》、《尚书正义》、《华阳国志》、（注2）以及刚传入的《资治通鉴》等等。（注3）
为使粗通文字的武士便于学习，特意在汉字的右边标以假名。僧侣在抄写佛教经典时，也考虑到不识汉字的武土和平民，因而也在经典傍边标上假名。这种作法深为广大武士和平民所欢迎。幕府为推行这种书写体，甚至将已公布的武家根本法《贞永成败式目》，重新标上假名付印。在汉字傍边附上假名的书写体，称作《延书》。这个时期所写的史书如《大镜》、《今镜》、《水镜》等，不再象《六国史》那样，用汉文书写，
而是改用《延书》体书写了。
宋、元以来，日本学习儒学经典和汉诗文的范围逐渐扩大，文人学者辈出。僧人中的优秀学者尤其多，中岩圆月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学通内外，乃至诸子百家、天文、地理、阴阳之说”，无不精通。在他著作的《东海一沤集》中，不仅有诗文，而且有“说”、“论”、“杂文”。其中十篇杂文《正中子》，体现出他对儒、道、诸子百家思想的深刻了解，是当时日本研究中国哲学思想不可多得的著作。除此以外，中岩圆月受中国史观的影响，著述一部《日本记》史书。这部史书由于和传统的文书现点不伺，遭到朝廷的禁止，没有流传下来。
二、宋、日两国憎人的往来及其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北宋和南宋时期，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往来，除商人之外，主要是两国僧人的往来。为学佛传法往来于两国间的僧人，多为出类拔萃者。他们不仅佛学造诣较深，而且文学修养和各种技术工艺知识也比较深厚。他们往返于两国之间，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两图文化交流的实行者。
北宋时期，日本僧人入宋者较少，在一百六十余年间，不过二十几人。（注4）其中较为著名者为商然、。寂昭和成寻三人，其余的僧人多为他们的弟子。至南宋时期，情况发生变化。入宋日僧显著增多，约有百余人。（注5）其中不少是知名僧人，如传播禅宗的荣西、道元，其他如重源、掸月、俊茁、法忍净业等。
宋僧入日者约有十余人，（注6）主要是南宋僧人。其中较为知名者为道隆、祖元、一山一宁等人。道隆与日僧智镜相友善，宋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携弟子数人随日商船入日，至京都访智镜。智镜劝其留日，而当时执权北条时赖对之执礼甚殷，道隆遂留日。时赖早欲建大伽兰，未能实现，道隆来，助其择地动工，费时五年，于建长五年(公元1253年．)始竣工。道隆主持这个新建的建长寺，成为禅宗的开山祖。日本禅宗独立建寺不再依附于其他宗派寺院，姑于道隆。弘安元年(公元1278年)道隆死于日本建长寺，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祖元来日主持建长寺，时值元军侵日，祖元对北条时宗给予鼓励和支持。
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往来于宋、日两国僧人的目的也各不相
同。北宋时期入宋日僧主要不是去宋学习佛法、佛典，而是为了自身修行，与佛法结善缘，修成正果。在唐代，日本佛教万事御兴，入唐僧人遍访名师硕德，学习佛经精华，回国后发展本国的佛教，完成国家赋予的留唐学习任务。自唐会昌五年(公元846年)武帝毁佛兴道之后，唐佛教呈现衰落。相反，日本佛教日趋发展。宋初佛教刚刚恢复，佛经佛典短缺不全，因而日本名僧对宋僧人颇为轻视。但是，日本佛教主要自唐代传入，一切与佛教有关的圣迹，传说，如文殊显迹的五台山、罗汉常在的天台山等圣迹，是名僧修行必然朝拜的圣地。日本僧人在修行中无不希望入宋朝拜圣地，能够看见佛光以结佛缘。朝圣地时一旦得见佛光结佛缘的僧人，回至日本则将誉满戒坛。‘商然参拜五台山的目的，“不为求法，而为修行”，（注7）希望能看到文殊现身，是北宋时期日本入宋僧的典型例子。
南宋以后，入宋日僧的目的有所变化。除因修行朝圣地者外，出现专为学习律宗精义和禅宗教义而入宋者。自鉴真赴日传律之后，律宗在奈良朝时期颇为兴盛，进入平安朝时期，则呈现衰落。戒律教义几至荒废，大有后继无僧之叹。志在恢复律宗的俊范携弟子二人，在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入宋，于明州景褐寺学律及禅。他入宋十二年，回国后，在京都建涌泉寺。其后，法忍狰业于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入宋，学戒律十四年，回国后在京都建成光寺。涌泉和戒光二寺，成为平安朝后期律宗的中心。此后，学律名僧相继入宋。
早在唐代，掸宗已传入日本，但是未能发展兴盛，只依附于其他教派才延续下来。但掸宗在南宋甚为昌盛，有志于禅宗的僧人如荣西等入宋学习掸宗。建久二年(公元1191年)，荣西回国，开始推广掸宗。日本佛教各派，在政治上与执政者结合密切。京
畿一带的大寺和名僧等僧界统治人物，几乎都与皇族；公卿、贵
族等有密切联系，或者就是这些家族的成员出家为僧，他们对武家执政颇为不满。北条氏在政治上控制了全国，但在宗教界尚未占有优势。为了对付宗教界的反对势力，北条氏看中了与日本佛教各派无任何联系的禅宗。他积极扶植禅宗，企图在镰仓形成禅完的中心；以对抗佛教中的反对势力。道隆和祖元的来日，为北条氏创立禅宗教派作出贡献。
禅宗以寡欲为本，主张除三衣一钵外，不思居住，不贪衣食，采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心为道的禁欲主义。（注8）并且禅宗不要求繁褥仪式，只要能静坐参禅排除杂念就可入定，达到一切皆空无烦恼的化境。这与当时京畿各寺养尊处优生活腐化的僧人，形成鲜明对比。因而禅宗受到刚登上统治宝座，尚未完全丢掉朴素气质，重礼节尚义气的武士的欢迎。道隆在开堂讲禅法时，幕府执权者北条时赖听后，弃职就道隆落发修禅，后来静坐而逝，被赞誉为“末后一机超佛越祖”，（注9）在武士中影响很大。
北宋时期入宋日僧在朝圣旅游中，将中国的名山大川；沿途：见闻记录下来，留下许多珍贵资料。例如商然的《巡礼记》、法桥的《在唐(指宋一著者)记》、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以及其他僧人所记的《成算法师记》、《心觉入唐记》、《寂照入唐记》等。其中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共八卷，载有
从日本至宋明州的航路，在宋各地所见到的商业贸易、宋日贸易，农业产品、城市生活状况、地理地貌、交通运输以及政“治制度：等；是研究当时宋代社会和中日友谊的珍贵资料。
入宋日僧都是日本僧界中的佼佼者，佛学造诣很深，来宋时有的还带来自己的或名僧的著作。如延历夺僧源信，在宽和元年
(公元985年)著述《往生要集》，恰值入日宋僧齐隐回国，即托其带回，同时带回其先师良源的《观音赞》、庆滋保胤的《十六相赞》等佛教著作。《往生要集》在宋代僧侣中有一定影响（注10），与此同时，宋僧在入日时，也带去自己的或宋名僧关于佛学的著述，进行交流。如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杭州奉先寺源清，将所著《法华示珠指》二卷、《龙女成佛义》一卷、《十六观经记》二卷以及其他名僧著述共五部七卷，赠送至日本比督山延历寺，同时要求交换日本智者大师著作《仁王般若经疏》。佛学著述的交流和互相切磋琢磨，促进双方对佛学的研究。
宋、日僧侣在往返两国的旅行中，对于佛经佛典的译著和中国儒学经典等作了交流，补充彼此的不足。例如，商然入宋时带来唐时传入日本的郑玄注《孝经》一卷、任希古等为唐太宗子越王贞撰写的《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中国的经典传入日本，至宋时再交流回来的，以佛教经典最为突出。主要因为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毁佛之后，佛教经典己残缺不全。例如，寂昭入宋时带来宋已失传的南岳禅师著《大乘止观》、《方等三昧行法》两种，天竺寺僧遵式特请寂昭的允许，予以付印，并在序中记下该书失而复得的经过。成寻入宋时，带来六百余卷天台、真言二宗的经典，献给宋神宗。日本僧人将本国著述赠献给宋朝，是两宋的期宋日文化交流中的特点。除佛教经典外，商然所献日本《王年代纪》和《大宝令》中的《职员令》，对于宋代研究和了解日本起了很大作用。《宋史》日本传中对日本五畿、七道、三岛以及天皇世系的记述，基本上是商然所献《王年代纪》和《职员令》的复述。
当然，宋日僧人去日本时，也带去宋代的珍贵书籍。例如宋太宗赠送商然的《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奉宋太祖的赦 命，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开雕，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费时十二年，共一千余卷l，商然带回藏于京都法成寺。日本在唐开元年间曾传入《大藏经》数千卷，其中手抄本不少，难免出现错、漏、误讹等处。宋雕版《大藏经》，因系奉赦雕刻，讹错较少，从而为日本各寺校正佛教经典提供了样本。此外，平清盛曾于日本治承三年(公元1179年)得到宋李防等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奉赦撰写的《太平御览》一部千余卷。俊循在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回国时，带回儒学书籍二—百五十六卷，杂书四百六十三卷，法帖、御书、堂帖等碑文七十六卷。《五代史》、《唐书》等大体上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那时，朱烹的理学已形成学派，他的著作《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等也传入日本。
三、元、日两国僧人的往来
元代赴日的僧侣史籍可查者约有十三四人，（注11）无名姓者尚多。例如，一山一宁受元成宗委托送国书于日本，同去者共五名僧人而有名姓可考者只二人。元僧去日的目的各自不同，一山一宁受命去日不归，惠日等应日聘请居日，永玛等慕日而移居。元代禅宗逐渐衰微，加之禅宗名僧不满元之灭宋，而日本禅宗方兴末艾，所以，不少禅宗名僧赴日。（注12）赴日的掸宗名憎如道隆、祖元等对。日本掸宗的发展颇有贡献，其后去日的一山一宁也是如此。一山一宁去日呈交元成宗国书，受幕府怀疑，被流放于伊豆岛r不久即释放。在一山一宁去镰仓路过京都时，京都僧、政各界顶礼迎接，款待殷诚。师事一山一宁的日本名僧虎关师练记述当时的情况：
京之士庶，奔波瞻礼，腾杏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师之酉来，皆日：大元名钠过于都下，我辈盒不一窥其德貌乎?花轩玉驹，嘶秀辗驰，尽出于城郊，现者如睹，京洛一时之壮观也。（注13）
由于一山一宁博览多识，精通教乘诸部、儒、道、百家之学，且通稗官、小说、乡谈、埋俗，善书法、绘画，写一笔好颜字，深受日本各界尤其幕府的敬重。师事一山一宁的虎关师镑，对于程、杨之学每有不解，便请教之，受益不浅。（注14）一山一宁在月凡二十年，住所经常有宦绅大姓、僧民武士前去拜访，
“门庭
若市”他对日本各界的影响颇大。一山丫宁对日本的名僧事迹甚为留意，每问其弟子虎关师镑；则回答不出。一山一宁批评说，为什么谈及外国之事，辨析博识，侃侃而谈，谈及本国之事，反到晦涩不明呢?（注15）虎关师镑受到批评后，努力收集本国名憎事迹，终于写出名著《元亨释书》三十卷。一山一宁在日本受到如此尊敬，天皇特下沼令，去京都主持南禅寺。日本文保元年(公元1317年)冬死特赐国师封号，并诏令在龟山庙傍建塔以兹纪念。后宇多上皇亲笔撰写象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注16）
除一山一宁外，其他赴日元僧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兰褐梵仙等都有类似的影响。清拙正澄与日本武士接触密切，小兰原贞宗、土歧赖贞、赖远、赖康等当时著名武士，都与之有深厚的友谊。正澄参照禅门清规，仿杭州灵隐寺制度，酌定日本禅林规
祛。小丝原贞宗则参考禅林规法，结合武家情况创制武家札法。
明极楚俊和丝原梵仙佛学和文学造脂颇深，日本建武元年(公元1334年)明极楚俊主持南禅寺。由于他两人在佛学和文学方面的影响，南掸寺深受时人的敬仰，天皇曾下诏该寺为日本五山名寺之首。（注17）他们对五山僧侣在佛学和文学方面的影响颇深。以前，日本僧人学习汉文虽然努力并且也达到一定水平，但在语法结构和技巧等方面，总是难以摆脱日本腔调。丝原梵仙曾对五山僧人说，学禅比如吃饭，禅道是饭，诗文是羹汤，有饭无羹汤，则饭食索然无味。（注18）在他的影响下，五山僧人掀起学习汉文的热潮，以致禅院变成学馆，僧人不重修禅而注重诗文。因之，五山僧人的汉文学修养极佳，形成五山学派。五山文学，基本上
摆脱日本腔调，乍看去与宋元诗文不分轩轻，高于平安朝时期和以后的江户时期。
在同一时期内，入元日僧有名姓可考者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余人。（注19）入元日僧来元目的，多半为朝圣迹，游名刹，观光名山大川，同时收集佛教经典、文物，学习建筑、艺术、书法、绘画、印刷、茶道等。由于元、日关系紧张，因而赴元日僧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旅程比较艰险。例如，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日僧
龙山德见至庆元，拾值元成宗因日本不回答其国书而恼怒的时候，限制日人入港。（注20）龙山德见被拒绝入城，但他求法心切，于
夜间爬城墙而入，不慎坠入一宅院内。该宅主人以为是歹人，捉而缚之。龙山德见求纸笔，书赴元目的为访天童山而来。恰巧，该院主人夫妻皆皈依天童山东岩和僧，探嘉其志，遂代为向官府求情，始得释放入天童山。（注21）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倭寇焚掠庆元，因疑龙山德见参与其事，押赴洛阳白马寺看管，确知其无罪后释放。类似这种情况为数极少，总地说来，元朝对入元日僧并未加以限制和迫害。有些日僧甚至得到元政府赐予禅师的称号。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入元的日僧雪村友梅，元文宗帝
赐予宝觉真空禅师称号。
日僧对元代的佛教制度颇感兴趣，日本禅宗的各种制度都愿效法元代。例如，南宋末期曾效印度的五精舍十塔制设五山十刹，（注22）入元日僧特此制度传入日本，在日本也设五山十刹。隋时，文帝曾命各州建舍利塔，入元日僧回国后则劝幕府将军在历应年间(公元1338—1341年)，命全国六十六州二岛，各建一寺一塔。
四、宋、元时期中日间的技术交流
在南宋时代，禅宗高僧、大师讲法中的法语、褐颂、佛祖赞、题跋、书简等，都由其弟子编纂成集，葬缘付印，赠送传阅，扩大影响，增加信仰者。道隆去日后，这种雕刻风气随之介绍到日本。日本最早一部木版刻印的禅书，是《油山大圆禅师留策》。该书是日本三宝寺能忍雕版付印的。在道隆死后，他的弟子欲雕刻道隆的《大觉掸师语录》，因当时日本的雕刻工匠水平低，刀法幼稚，遂在日本弘长二年(公元1262年)入宋，请临安府上天望僧法照为之作序，在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于绍兴府刻版付印。从这以后，掸书的印刷逐渐增多，并从禅书发展到其他书籍，印刷业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
到元代，元、日两国僧人经常携带佛教经典、儒学经典和文集诗稿等往返，并将其付印。这些僧人中多半为日本五山各寺僧人，因而由他们组织的雕版印刷，便称为五山版。五山版书籍主要是复制宋元版的书籍，以广流传。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宋版《大藏经》的再版。基于各寺的要求，室町幕府初期就曾刊印《大
藏经》。历应二年(公元1336年)足利尊氏曾为雕版印刷的《大般若经》写跋附在卷后，贞和元年(公元1314年)十一月兵部远源定规，曾举行庆祝《一切经》开版仪式，现应二年(公元1351年)五月，足利直义曾命僧人解一管理印刷《一切经》工作。（注23）商朝正平十九年(公元1364年)在界初次印刷《论语》。这些书籍的印刷雕刻，繁荣了日本的印刷业。在元代日本雕版印刷的书籍除上述《大藏经》外，尚有《景德传灯录》、《掸林类聚》、《五灯会元》、《宗镜录》、《李善注文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亨释书》、《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章》、《春秋经传集解》、《佛祖统纪》等等。
这些开版印刷工作，大多为日僧亲自组织的。他们为使开版：印刷工作更加完善，不断去元各大寺学习经验和技术。在回国时；有机会还聘请元代雕版工匠入日。北朝贞治六年(公元1367年)有八名元雕版工匠入日。（注24）《宗镜录》中刻有元雕版工匠陈尧、邵文、郑才等三十余人的名字。《空华日工集》中刻有陈孟千、陈伯寿二人的名字。（注25）这是有名可考的元代入日的雕版工匠，没有留下名字的工匠自然会有。元福建省兴化路莆田县仁镕里的俞良甫雕版工匠，在北朝应安三年(公元1370年)雕刻过《月江和尚语录》，其后又雕刻过《李善注文选》、《传法正宗记》、《唐柳先生文集》、《昌黎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集解》等，到应永二年(公元1395年)还雕刻《般若心经疏》，在日本至少工作二十五年。雕刻工作是很辛苦的，俞良甫在雕刻《李善注文选》的后记中说：“自辛亥(应安四年，公元1371年)四月起刀，至今苦难始成”。有时，元雕刻工匠还自己出资雕刻出版，俞良甫在《传法正宗记》的刊印记中就有：
“凭自己财物，宣版流行”的叙述。（注26）元代雕版工匠赴日，不仅以自己的刀技，而且以自己的财力物力，致力于日本的出版事业。这种努力发展中日文化交流的精神，实堪嘉许。
宋代的建筑，对日本产生影响，以禅宗寺院建筑最为典型。日本的掸宗寺院被称作“禅宗式”，这种建筑形式完全仿照宋代掸宗寺院的结构和布局。荣西在宋时曾参与天台山万年寺三门、两廊的营造，以及天童山千佛阁的修建。他回国后，建久六年(公元l195年)在博多建圣福寺，正治二年(公元1200年)在镰仓建寿福寺，建仁二年(公元1202年)在京都建建仁寺。这些寺院都具有宋代建筑风格。道隆在镰仓于建长五年(公元1253年）建建长寺，是完全按宋掸宗建筑格式修建的；该寺的钟铭：“建
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是道隆的手笔。以后，禅兴寺、团觉寺、净智寺等寺院建筑都具有宋代风格。只是这些寺院今已毁坏，只有镰仓因觉寺的舍利殿尚保存完好。
宋代建筑风格不但对寺院，而且对宅邸也产生影响。一般皇族、公卿以至居民的宅邸布局中，出现“书院造”即正门、壁厨、古玩架、拉格等一套室内结构布局，以及“玄关”等。这种形式是从禅宗寺院、回廊等布局演变形成的。（注26）这种宅邸布局首先从武士住宅开始，然后流行全国。
雕刻、铸造工艺受宋的影响很大。在建筑东大寺时，对于大佛的铸造产生困难，铸匠师认为他们的技艺无法完成。恰值宋商陈和卿于寿永元年(公元l182年)来日贸易，日僧重源素知其有铸造佛像的技艺，邀其协助。陈和卿率弟子七人，铸造大佛。寿元二年(公元l183年)二月十一日铸成大佛右手，四月十九日铸成头部，五月十八日大佛基本上铸完。（注27）宋的铸造工匠将其技艺，传授给日本的铸造业同行，促进日本铸像工艺的发展。元代的绘画、书法对日本影响较深。入元日僧雪村友梅不仅汉诗文好，而且字、画也好。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子昂曾对他的书祛赞叹不止。他的墨兰深得宋、元清雅恬淡的意境。与他齐名的入元日僧铁舟德济，曾被元人誉为“书画双奇称绝伦”的名手。（注28）他们在元时，与元代的著名书法家、绘画家相处，
不仅学到宋、元绘画、书法的手法、技巧和风格，而且也收集许多宋、元名画书法真迹，诸如周季常等的五百罗汉、吴道子的观音、米元积的山水、苏东坡的竹、仲华光的梅、韩干的马、牧溪的虎、张僧谣的龙、胡宜夫的人物等等。这些名画对日本的名僧、文人颇
起推动作用，一时间名书法家、画家辈出，因而五山十刹的僧人有画僧之称。
宋代的瓷器国际知名，日本极其喜爱，日本的茶碗一词，是那时专指宋瓷茶杯的特定名称。当时，日本的瓷器质量低劣，加藤左卫门基连的儿子四郎左卫门虽得其父传授的烧瓷手艺，但烧不出好瓷器。他于贞应二年(公元1223年)入宋，在天日山学习烧瓷技术。五年学成归国，在濑户村(今爱知县蹈户市)发现优质瓷土矿，遂在该地建窑烧瓷器，一举成功，成为日本瓷器“濑户烧”的奠基人。
宋元的医学和药方传入日本，促进日本中医学的发展。荣西入末后曾学习过医道，将军患病，荣西以茶治愈将军的病。木下正道入宋专门学习解毒丸的配方和制做技术，回国后制做解毒丸行医治病。宋医朗元房入日，在镰仓行医三十年，深受日本各界的欢迎。幕府将军时赖和其继任时宗极其敬重，实际上成为幕府的御医。
唐、宋的丝织品在日本极受欢迎。为了提高日本丝织业的技术，日本工匠弥三右卫门特意入宋学习。回国后首先在博多，随后又在京都等地推广，使日本的丝织品质量迅速提高。在嫌仓幕府中期，日本丝织品的水平已可与宋产品媲美了。日本宽喜年间(公元1229年)，自织的丝织品已为公卿大臣和一般富绅所广泛
穿用。（注29）
茶在唐时已传入日本，但大多作为药物使用，作饮料用的人不多。唐末在日本上层人物中饮茶逐渐盛行，到来时已形成吃茶风气。荣西自来带回茶籽，在筑前脊振山栽种，后又赠予明惠上人，在山城根据栽种。荣西曾著《吃茶养生记》二卷，介绍以茶治病的益处。到元代，日本茶会风行。日本的茶会完全仿效宋、
元两代的茶会方式，但不论在烹茶技术、茶会仪式、茶会场所的布置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形成具有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特色的茶会。高级武士、皇族、公卿大臣等富有者常常轮流举行茶会，名为品茶实际上是夸耀富有。举行茶会时，客人来齐后，先进点心、端出名酒；再上山珍海味佳肴，最后方进入茶室品茶。在品茶时还有娱乐助兴。娱乐开始也就是玄耀财富的开始。有的是以品茶赌胜负，（注30）有的比珍品奇货，有的携舞妓玩童进行一掷千金的赌博。（注31）茶会之风逐渐推行到民间。一般庶民无力举行宋、元式的茶会，更无高级武士茶会的娱乐雅兴，只邀请少数知己，举行简洁的仪式，品茶清谈，雅俗成趣。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茶之汤”。
注1： 《吾妻镜》，建历元年7月条。收《国史资料集》，卷2，第474页。
注2： 《国史资料集》，卷2，第466—467页。
注3： 《图文资料集》卷2；第472页；
注4：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254—258页。
注5：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305—334页。
注6：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369—370页。
注7：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264—265页。
注8：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371页。
注9：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372页。
注10：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289—291页
注11：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32—433页。陈捷译本，下卷，第114—115页。
注1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策464页。
注13：《济北集》，“上一山和尚书”，载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11页。原文系日式汉文，引用时略有改译。
注14：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13页，
注15：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13页．
注1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12页．
注17：日本至德8年(1386年)制定京都五山：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镰仓五山，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而南禅寺为这五山之首。
注18：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19页。
注19：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22—460页．
注20：《元史》，成宗本纪，大德7年条。
注21：木宫泰彦： 《日中交通史》，卷下，陈捷译本，第150页。
注22：中国的五山：径山、灵隐、天童、净慈、育王。
十刹：中竺、道场、蒋山、万寿、昌寅、江心、昌峰、双林、虎丘、国清。
日本的五山：南掸寺(首寺)、天龙寺、相目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的五寺略)。
十刹：等持寺、临川寺、圣福寺、安国寺、宝檀寺、禅兴寺、真如寺、广觉寺、妙觉寺、普门寺。(关东十刹略)。
注23：迂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4，第283—284页。
注24： 《师守记》，贞治8年7月21日条。藏江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4，第281页。
注25：木官亲彦， 《B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83页。
注26：木富漆彦， 《B中文化交魔史》，5l谭本，耀484页。
注26：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3，第261页。
注27：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8，第261—262页。
注28：《空华集》，载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99页。
注29：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8，第262页。
注30：木富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505—506页。
注31：《太平记》，西源院本，卷33，“武家人富贵事”。载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430—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