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
第四节 元日关系
在南宋末期，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一二五九年迫使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这是，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不通好和。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世祖忽必烈所不能允许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书，说日本自汉、唐以来久通中国，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
一、忽必烈遣使赴日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注1）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不知道的是，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近归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氏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正注视着蒙古政府者的行动。
蒙古使者黑的一行在高丽使者宋君斐的陪同下，乘高丽船来到巨济岛。正值海中风大涛险，高丽使者秉承其王不愿得罪邻国的心意，乘机进言劝告黑的，不宜冒险前往。黑的原无甚航海知识，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遂回国。忽必烈洞悉高丽王的用心，下诏切责，并命黑的将书送至高丽，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
高丽大臣李藏用深知，如果由高丽使送书至日，如发生问题则必然将招致日本对高丽的强烈不满，因此上书陈述聘使去日本的厉害，交黑的带回。李藏用在上世祖书中说：“日本隔海与中国相通，未尝岁修纳贡，中国宜来者抚之，去则绝之，来则无益与王化，去则无损于皇威。如送国书，招致类似昔年回隋文帝时倨傲的回答，不理则有损国威，欲取之则风涛险阻，非王师万全之地。宜听其自然，任其自活于相忘之域。”（注2）李藏用上书恳切剖析利害得失，忽必烈如能采用“任其自活于相忘之域”的建议，则当无日后之败。但好大喜功的忽必烈丝毫不考虑李藏的建议，坚持要高丽派使送书日本。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底，高丽王派使臣薛皋送蒙古国书于太宰府，同时呈交高丽王解释送蒙古国书原委的信件。
高丽王在致日本政府的国书中说：贵国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非利其贡献。盖欲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报音，必厚待之。（注3）
高丽王的建议，审时度势，符合实际。如果日本响应忽必烈的通好要求，建立外交关系，由于日本的自然条件，当不至于沦落为象高丽一样的属国地位。忽必烈当以得到“无外之名”而满足，日本则可得到与中国贸易之实惠。而令双方损失惨重的元日战争，也将不可能发生…………
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达大宰府，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二年，实为傀儡。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并未认真对待蒙古国书和高丽王的建议，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
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七日，京都天皇朝廷街道蒙古国书，顿时惊慌不安。正准备庆祝蹉峨上皇五十大寿的龟山天皇，立即下令停止祝寿典礼的预演。从二月七日接到国书时起接连召开公卿大臣会议，进行讨论。据当时的关白近卫基平的日记：八日、九日、十日，一连三天彻夜达旦的开会，中间休息一天，于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日再次开会讨论。（注4）在会议期间，朝廷一方面派使去了解幕府的态度，一方面向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等二十二个神社献帛，祈求神助。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终于形成一个理由：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在大宰府等待了近五个月的薛皋，得到这样一个答复回国去了。
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令备战：
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注5）
幕府对蒙古帝国的戒备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进侵高丽时，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连署命令，命大宰府备战。那时在岩门和大宰府附近构筑工事、城郭，以防蒙军进攻。与此同时加强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复对今津的守备，由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守卫。（注6）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在上述各地都加强了防守力量。
二、元使赵良弼出使日本
与此同时，世祖忽必烈久等日本回信不至，也在考虑用军事力量敲开日本大门的问题。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中，高丽门下侍郎李藏用被招至国都，忽必烈布置其两项任务：其一、迅速将高丽军队的状况从实汇报；其二、造战船一千艘，大舰的载重量需达到三、四千石。（注7）从布置给高丽的任务可以看出，忽必烈此时已有征日之意没，不过因当时对南宋的战争尚未结束，对日用兵还需等待时机。李藏用回国后将忽必烈的要求报告于高丽王，元宗立命动手准备。七月薛皋回国，元宗命其与崔东秀同去蒙古，报告使日情况与备战事宜。忽必烈听崔东秀说，高丽已备兵一万，造船千只，乃命都统脱朵儿前去阅视，就便探察黑山、日本间的航路。同时又命高丽加造战船百只，以备应用。（注8）当忽必烈听到薛皋留置大宰府五个月和国书被退回的报告后，深为恼怒。
同年九月再次命黑的经高丽出使日本，十二月高丽王遣门下省事申思等随黑的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黑的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黑的束手无策，掳该岛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国。忽必烈为了怀柔日本，对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领他们参观都城。最后，命中书省作书付二人带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国。将元书呈交幕府，幕府随即交天皇朝廷讨论。这次并非是正式国书，因而给天皇政府提供了灵活回复的条件。文永七年（公元1270年）正月，管原长成起草回信云：
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两国）外交中绝，骊迁翰转，奥传乡信，忽请睦邻…………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尤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王仁义之境，还关民庶杀伤之源乎？…………至日本今皇帝继承帝位…………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而，也乞思之。（注9）
回信言辞，不卑不亢，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同时对忽必烈的威吓，以“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作为回答，甚为得体。但是，各地武士未见此信（估计见了不认识字…………），听说朝廷回信，认为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因而大哗，幕府遂扣信不发。
世祖忽必烈不见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决心打开日本的大门，为赵良弼准备了三千军队作为武力后盾，但赵良弼弃而不用，自带书状官二十四人赴日。忽必烈在赵良弼赴日后不久，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帝国，并派忽麻林、王国昌、洪茶丘等率领一部蒙古军队进驻高丽国，特别在国信使出发地金洲（今庆尚道金海）附近，驻扎一部陆军和一部海军，为赵良弼助威。（注10）
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八月初，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丽国境内驻军军队及国信使赵良弼来日的消息后，立即上报幕府与京都。接到报告的幕府于九月十三日，向九州各地武士下达戒备令。同时命令在镇西有领地而居于东国的御家人迅速返回领地：
风传蒙古人可能进犯，原所遣派去镇西之御家人，应速驰肥后国领地，协助守卫者防御异国入侵，镇压领内恶党。仰悉周知。（注11）
这是给小代右卫门尉的指令，他原是武藏国的下级武士，任肥后国玉名郡野原庄地头职，但他不在任上仍居于武藏国老家。这类下级武士数目很多，为了备战，幕府命令其迅速返回镇西，以加强防御力量。与此同时，幕府一反常态，命令领有萨摩西南部阿多地方的直系武士二介堂氏，与非直系的大名岛津联合守卫萨摩西南沿海。（注12）这种联合防御，自幕府成立以来未曾有过，这说明了幕府对事态的关心程度。
在日本朝野惶惶不安的时候，赵良弼一行百多人，于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抵达博多湾西部今津港。赵良弼一行下船上岸，抬着装有国书的金橱，直奔大宰府。赵良弼的到来，立即引起博多湾的轰动。今津守率部持械围住赵良弼问其来意。赵良弼申明来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围之。次日，大宰少贰藤原经资率军列阵于西山，然后会见赵良弼。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注13）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结尾出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入日宋僧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所以，这时不存在日本与元通好的客观形势。
在廷议中，公卿大臣亦无主张通好的意见，但有人主张将前次管原长成的回信略做修改，作为这次的回信，然而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是，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极度不安。他们一面议论，一面祈求神佛保佑。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五日。宏觉禅师惠安祈佛的开白文中有下述的话：
先破高丽，次责日本。以彼军兵，自恣降伏天竺震旦，甚以为易。（注14）
从这一祈祷文的开白句中，已经可以看出，日本对高丽臣服蒙古的厄运和蒙军灭南宋的灾难，极度惊恐，人心惶惶。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
赵良弼因没完成使命，暂留高丽待机，由张泽率弥四郎等入都朝见回避列。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九月，张泽一行人至元都，向忽必烈汇报使日情况及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原委。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注15）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同年六月至京，忽必烈召见，询问出使日本的情况，称赞其不辱君命。赵良弼把他在日本逗留时所写的对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事宜等的考察书呈上，忽必烈因之征询他对日本用兵的意见。赵良弼说：臣居日本近一年，目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得其人不可用，得其地不加富。舟师渡海，风浪险阻，祸害莫测。勿将有用之民力，填无底之洞。（注16）这是赵良弼经过调查，得出的较为现实的结论。但是迷信武力的忽必烈，并有采纳赵良弼的正确建议。
注1：忽必烈国书见《元史》，日本传。
注2：李藏用上忽必烈书见《元史》，高丽传。
注3：《元史》，高丽传。
注4：《深心院关白记》，载山口修，《蒙古袭来》，日文本，第74页。
注5：山口修，《蒙古袭来》，日文本，第76页。
注6：《新式目》，正嘉3年2月9日。
注7：《元史》，高丽传。
注8：《元史》，世祖本纪，至元5年条。
注9：《本朝文集》，67，管原长成，文永7年。收《国史资料集》，卷2，第582页。原文为日式汉文，引用时略有改译——引者。
注10：《元史》，高丽传，志第48，兵3，屯田各条。
注11：山口修，《蒙古袭来》，日文本，第95页。
注12：《国史资料集》，卷2，第584页。
注13：忽必烈国书见元史，日本传。
注14：《国史资料集》，卷2，第585页
注15：关于弥四郎代表团，赵良弼在至元10年6月回国，朝见忽必烈时，曾言及：大宰少贰以大将军提十万兵前来攻取国书。赵良弼说，不见国王，首级可得，国书不可得。日本知赵良弼不可屈，乃遣使12人入朝。这个说法与元世祖的怀疑不谋而合。《元史》的作者在世祖本纪、赵良弼传、日本传中，都作了正面叙述。日本古代史学家所作的《东国通鉴》、《善邻国宝记》、《东镜末记》、《镰仓将军家谱》等，皆从之，记为：“文永八年遣使如元报娉”。现在日本历史学家认为，该使节团是赵良弼惧未完成使命，怕触犯世祖之怒，因此与大宰少贰通谋，搞出的假代表团。世祖怀疑为朝廷所遣诈称西守护所使团，极有根据。因为当时幕府备战，控制很严，不可能越过幕府搞个假代表团。而赵良弼其人颇有气节，不会作出有辱国体，性命攸关的大蠢事。
注16：《元史》，赵良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