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奈良时代的经济发展
一、平城京的建造与边境的开拓
元明天皇(公元707年—公元715年在位)即位后，在大和北部的奈良仿唐都长安营造平城京。和铜3年(公元710年)，从藤原京(遗址在奈良桓原市高殿)迁都至此，从此日本进入奈良时代。平城京东西约40町(4．2公里)，南北约45町(4．8公里)。市内由通向南北的朱雀大路分成友京、有京。左右两京分别东西每隔4町由南北大路分割成4坊，南北每隔4町由东西大路划分成9条，纵横每一町又修了小路。都城的北部中央设有“内里(裹)”，为皇宫所在地。飞鸟地方的各个寺院也陆续迁到乎城京。壮丽的平城京，反映了中央集权早期封建国家的繁荣。为了便于政令通达，租调的运送，军队的调动，政府修建了从京城通向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西海的7条干道。干道设有驿站，驿站备有驿马等。贯通全国各地的7条干道的开辟，有助于新兴封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朝廷积极开拓边境，征服东北的虾夷和西南的隼人。和铜元年(公元708年)新设出羽郡，在最上川的河口构筑出羽栅，作为统治虾夷的一个据点。和铜5年(公元712年)设置出羽国。天平5年(公元733年)，将出羽栅移至雄物川河口的秋田，在那里修筑秋田城。与此同时，强迫东海、东山、北陆道方面的农民移居东北边境，开发该地区。在太平洋岸方面，修建多贺城(仙台市东)，作为镇守府兼国府，置镇守府将军，统治虾夷。天平9年(737)开辟陆奥出羽间的直通道路。在政治上受歧视和压迫、经济上被编入所谓庸调之民而受剥削的虾夷人，不断起来反抗．但均被镇压。
在西南方面，镇压了九州南部隼人的反抗，置大隅国，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移去内地人，使隼人服属于天皇政府。种子岛、屋久岛、大岛、德之岛、久米岛等西南诸岛也都向朝廷贡献方物。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奈良时代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在农业生产上铁制农具更加广泛使用，《续日本纪》养老7年条记载，政府发给每户主一把铁锄。天平胜宝7年(公元755年)的东大寺领越前国桑原庄券中有寺方在上年购入很多锄、锹、镰的记载，可见当时铁制农具的使用相当普遍。
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出现了犁，开始用牛耕田。畜力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水稻生产中，广泛采用了先进的插秧技术和割茎法。水稻品种可分糯与粳，早稻与晚稻。旱地作物的品种有大麦、小麦、粟、大豆、小豆、养麦等。在园田里栽培的品种有漆树、桑、麻、苏子、芝麻、及蒜、韭菜、葱、茵、荫、瓜、芋等。政府为扩大耕地面积，役使农民兴修沟渠、池塘、堤坝等水利设施。
采矿业自大化改新以来迅速兴起。天智天皇7年(公元668不)越后奉献石油、煤炭；天武天皇2年(674)对马奉献银子。此后政府大力开发矿山。奈良时代已被开发的地下资源有美作、备中、备后、近江的铁，周防、长门、丰前的铜，下野、陆奥的金，对马的银，伊势的水银等。矿山是朝廷派国司和生产者开发。当时矿山规模不大，产量也很有限。
农业的发达，矿业的兴起，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手工业分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两种。中央的各寮、司设置手工业作坊，生产高级手工产品。如内藏寮制作靴和鞍，造兵司制作武器，织部司生产纺织品等。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者是品部和杂户，生产形式与大化改新前基本相同。除了朝廷的手工业作坊外，又有国衙、郡衙的作坊，这些作坊也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手工业品。家庭手工业则生产较简单的产品。
金属工业，铸造、锻造、镀金、雕金等技术已达很高水平。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是高16公尺左右的巨大铜像。据《大佛殿碑文》记载，铸造这尊大佛耗费739560斤铜、12618斤白银、10446两金、58620两水银。铸造这样巨大的铜佛需要高超的技术，费时达10年。
纺织业。官营作坊生产锦、续、罗、绣、嫌等高级纺织品，供皇室及贵族享用6家庭纺织业一般生产布、统、绢之类，生产目的是为了家庭自用和缴纳庸调。政府于和铜4年(公元711年)派挑文师[注1]到诸国推广织锦、织续技术，结果地方也能生产高级纺织品。《延喜式》[注2]列举诸国上缴的锦、续、罗等高级织物的种类和数目。
奈良时代造纸技术相当发达。纸的品种有“谷纸”、“麻纸”、“斐纸”、“檀纸”、“宿纸”等。“麻纸”用于写诏书、佛经等。由遣唐使带到中国的日本纸，深受中国人的赞赏，唐玄宗就很喜欢用日本
纸。[注3]
漆，用于制造漆器和干漆佛像。由官营作坊生产，漆工采用螺钿、平脱、末金缕等技术，制造极其精美。
商业发展。平城京设有东西两市，能内等地也出现了市，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三轮，河内的饵香市以及摄津、伊势、近江、美浓、播磨、备后、纪伊、骏河、越后各有一市。和铜元年(公元708年)仿唐开元通宝铸造银币、铜币——“和铜开弥”。此后至10世纪铸造12种铜钱，这12种铜钱称为皇朝12钱[注4]。铸造和铜开弥之后，政府于和铜4年(公元711年)发布蓄钱叙位令，以奖励用钱。又采取用钱支给季禄，畿内及其周围各国用钱纳调等利于用钱的措施。但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除了京畿内外，流通不广，交易仍以物交换为主。“和
铜开弥”作为古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于公元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
第二节 班田制的动摇与庄园制的产生
一、班田制的动摇
班田法与租庸调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8世纪后开始动摇。
首先，由于土地不足，不能如数班田。畿内及其周围人多地少的地区尤为严重。养老7年(723)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延历11年(公元801年)，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班田农民分得的土地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大都是下田、下下田等贫瘠土地。
其次，因手续繁杂而不能按期班田。要进行班田必须受太政官的命令，造授口帐和校田帐，把它呈报太政官，经太政宫核定批准之后才能开始。在校田困难，行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所以班田不能按期进行，对新增的受田人口也不能班给口分田。
沉重的椿役负担和公私高利贷的盘剥，使班田农民贫困不堪。每当青黄不接时，农民被迫接受国家贷稻(“公出举”)和私人贷稻(“私出举”)，利率竟分别高达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这种高利剥削不仅不能使农民维持再生产，反而更加贫困。据天平2年(公元730年)越前国(今福井县)义仓帐记载，在1019户中，920户即90％是等外户(最穷户)[注5]，。又据公元750年(或公元730年)安房国(今千叶县)义仓帐记录，415户中有等外户327，下下户69。山上忆良在《贫穷问答歌》中写道：“炉灶断青烟，釜蛛丝斑。奈何无米炊，相对泣无言。”这就是当时班田农民的生活写照。他们为了生存，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在申报户籍时，常把男子报为女子，正丁报为次丁，用这种虚报户籍的办法，逃避徭役和兵役。他们交纳的庸布粗糙得不能使用。当人们实在不堪忍受时，便背井离乡，逃亡他方。由于班田农民的逃亡，大量土地荒芜。据天平12年(公元740年)远江国浜名郡输租帐记载，1086町输租田中，227盯变成荒废田。政府采取种种手段，严禁农民逃亡。和铜2年(公元709年)朝廷禁止畿内及近江国“百姓”(指富裕农民)隐藏和役使逃亡者。灵龟元年(公元715年)又决定，凡逃亡他乡寄居3个月以上者，在当地负担调庸(“土断法”)，但逃亡的人数有增无已。神龟3年(公元726年)，山城国爱岩郡云上里和云下里的计帐记载，在431人中，有62人逃亡，其中包括不少丁女和奴婢。逃亡的农民和奴婢，渴望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但多数无力开垦，少数开垦几亩地也被当地寺社、富豪兼并掉了；因此，其中有一部分人便铤而走险，进入山泽，打击豪强，被统治阶级诬称“盗”和“贼”，大部分则不得不进入贵族和寺社的领地。这些领地后来变成庄园，逃到这里的奴隶和农民成了庄民。
二、庄园制的产生
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奖励开垦，养老6年(公元722年)计划在东北地方开垦100万町步。[注6]次年(公元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多少不限归开垦者三代所有，而利用原有沟池开
垦的土地则只许开垦者一代所有。但这一法令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因为垦田届时交给国家，所以“农民怠倦，开地复荒”。政府遂于天平15年(743)发布“垦田永世私财法”。该法令承认，按身份地位规定的限额之内开垦的土地为永久私有。[注]这一制度促使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迅速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转化。贵族、寺院凭借财势，困占土地，驱使手下奴婢、邻近班田农民以及逃来的农民和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他们通常在垦地上修建管理者的住宅和仓库。
这些建筑叫做庄家或庄所，管理人叫庄长。由庄家的庄长经营的垦田称庄或庄园，庄园的名称由此起源。垦田是初期庄园形成的主要笼径。贵族、寺院还靠买进、霸占附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和垦田，不断扩大自己的庄园。原有寺社的寺田、神田，贵族的值田、职田、功田也逐渐变成他们的庄园。
自公元8世纪后半叶至公元9世纪出现的庄园称初期庄园。庄园由庄园领主直接经营或委托庄长管理。庄长有中央贵族、寺院派去的，有任命当地豪族的。庄园的土地大部分出租给邻近班田农民耕种。据东大寺越前国桑原庄材料看，雇用劳力开垦的土地，一般出租给班田农民。“开田23町，功稻2300束。”[注8]“功稻”即以实物支付的汇钱。“见开(现在开垦的土地——引者)32町并卖却，末开64町2段116步……去岁卖田32町直2160束，12町町别80束，20町町别60束。”[注9]“卖却”是出租的意思。可见开垦的32町土地全部出租，每町80束的租额约当地获量的五分之一。庄园有一部分土地作为“佃”，领主直接经营。
据贞观18年(公元876年)《近江国爱智庄定文》记载，全部耕地12町中，10町出租，2町作为“佃”直接经营。“佃”是依靠庄民的劳役耕种，平安中期以后“下人”也成为“佃”的耕作者。庄园领主提供种子、农具、费用，收获全部归自己。
寄住庄园的“浪人”被编入“浮浪帐”，缴纳庸、调。他们分得小块土地耕种，向领主交纳相当数量的实物地租，并为主人提供无偿劳动。这种庄民的负担仍很重，但对原班田农民来说，摆脱了律令制下的过重徭役；对奴婢，是一定程度的人身解放。这是班田农民和奴婢通过斗争取得的。
初期庄园制是封建地主的大地主所有制，但庄园要输租田，领主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要交纳庸、调，所以初期庄园还保留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残余。在初期庄园制下，庄民租种庄田增加了收入，在提高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兴趣方面，庄园制比班田制有进步作用。庄园制的产生标志着日本早期封建制的发展。
在8、9世纪，各地出现拥有相当数量的牛、马、稻、钱和垦田的富裕农民。[注10]他们用贷稻代纳庸、调等形式，迫使周围负债农民隶属于自己。债户被迫耕种债主的垦田或债主买进的土地。债主提供种子、粮食，收获全部归债主。这种土地叫私营田。私营田的广泛出现是在9、10世纪，经营者不单是富裕农民，还有各级贵族。
第三节 朝廷内部的权势之争
随着班田制的动摇，权贵之间的矛盾斗争相当激烈。藤原不比等死后，在朝廷握有实权的是高市皇子之子左大臣长屋王。藤原氏想立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为皇后，以确立在朝廷中的势力，但遭到长屋王的反对。天平元年(729)，藤原氏制造阴谋迫使长屋王自尽。事后立光明子为圣武天皇(724—749在位)的皇后，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掌握了政权；但天平9年(737)，不比等之子武智麻吕四兄弟因恩天花相继死去，朝廷的实权落入桔诸兄之手。葛城王桔诸兄是栗限王和县犬
养三千代所生，与光明皇后是同一母亲，历任大纳言、右大臣、左大臣。桔诸兄执政时代，圣武天皇摆脱藤原氏的束缚，重用从唐朝回来的玄防、吉备真备，遭到贵族阶层，特别藤原氏的反感。藤原氏伺机恢复原来的政治地位。天平12年(740)，藤原宇合之子大宰少式藤原广嗣上表请求除掉玄防和真备，不等朝廷的答复就在九州举
兵。朝廷便征发东海、东山等五道军队17000人，以大野东人为大将军开赴九州。板柜河会战后，广嗣已注定失败了。后在值亮岛被捕杀死，叛乱乎息。藤原广嗣叛乱发生后，政局更不稳定，首都相继由乎城京迁至山城的恭仁宫、近江的紫香乐宫、摄津的难波宫，天平17年(公元745年)又迁回平城京。
圣武天皇想借助佛教的威力缓和社会矛盾，天平13年(公元741年)下令每国建造国分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尼寺(法华灭罪寺)和七重塔，还令每国的国分寺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国分尼寺抄写《妙法莲华经》一部。天平15年(公元743年)，建造卢告那大佛和大量寺院，耗费巨大，从而加深了社会危机。藤原广嗣叛乱后，桔诸兄逐渐失去势力，代之而起的是受孝谦天皇(公元749年—公元758年在位)宠信的藤原武智麻吕的第二子仲麻吕。
仲麻吕极力维护律令制，多少减轻些人民的负担。中男的年龄由17岁以上改为18岁以上，正丁的年龄由21岁以上改为22岁以上，以防班田农民逃亡。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施行其祖父藤原不略等制定而搁置达39年的《养老律令》。失势的桔诸兄之子桔奈良庶吕，乘人民苦于建造大佛的机会，联合对仲麻吕不满的皇族和大伴氏、佐伯氏等贵族，策划起兵，欲杀仲麻吕，撤换天皇。但由于内部有人告密，公元757年被镇压。
奈良麻吕之乱后，为缓和阶级矛盾，仲麻吕将农民的最大负担杂徭减半，免除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以前高利贷的利息。淳仁天皇(公元758年—公元764年在位)即位后，仲麻吕受名惠美押胜，官至大师(太政大
臣)。不久因孝谦(女)上皇宠信僧侣道镜，仲麻吕的势力急剧下降。
天平宝京8年(公元764年)仲麻吕起兵，想夺回失去的势力，但事败被斩。仲麻吕拥立的淳仁天皇被废，流放到淡路岛。孝谦上皇再次即位为称德天皇(公元764—770年在位)。道镜受天皇重用，天平神护元年(765)
被任命为太政大臣禅师，第二年被任命为法王。道镜俗姓弓削连，河内国土豪出身，在葛木山中修掸，后进内道场为禅师。这种土豪出身的僧侣侍女皇劈宠，进入中枢，可见当时政治的混乱。道镜施展佛教政治，一面在宫内设置法王宫职及内竖省(掌握后宫武装力量)以其弟弓削净人充当长官，一面建造玉殿(在宫廷的东院)、西大寺、西隆寺等以推行祟佛政策。贵族对道镜掌权本来极为不满，加之惠美押胜之乱后饥荒不断发生，米价腾贵，社会愈不安。后道镜想篡夺皇位，但末达目的。宝龟元年(公元770年)称德天皇死后，藤原百
川和藤原永年拥立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为天皇(光仁天皇)，道镜被流放到下野国药师寺。
第四节 日唐文化交流与白凤、天平文化
一、遣唐使的派遣
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宫，有时在大使之上置执节使或押使(代表)。这些人是从通晓经史、长于文墨、精通唐朝情况或有一技之长的人中选任。使团的成员有知乘船事(相当于船长)、造船都匠、船师、船匠、拖师、做人(侍候高官的从仆)、挟秒(舵师)、水手长、水手、射手、杂使、译语、主神(神官)、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卜部、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手艺师)等。还有不少留学生随行，所以人员很多，初期约250人，后期约500人，最多时达600多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友
好和学习的使团，在世界古代史上是少见的。
二、遣唐使的路线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一行由难波的三津浦(今大坂市南区三津盯附近)出发，西经濑户内海至筑紫的大津浦(今博多)。由此前往中国‘的航路有北路和南路。北路由大津浦出发经壹歧、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或在今仁川附近西折横断黄海，或继续北上，再顺中国辽东半岛东岸而行，最后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登州一带上岸。这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遣唐使惯走的航路。这条航路虽费时，但因靠岸航行，较安全。南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大津浦启航后沿筑紫西海岸南下，绕经夜久(屋久岛)、奄美(大岛)，横渡中国东海，到达扬子江口。公元701年以后的遣唐使因日本与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多走这条航路。当时西南诸岛已归属日本，可以经由这些岛屿到达唐土。另一条是由大津浦至筑紫的值嘉岛(今五岛列岛和平户岛)；由此横断东海至扬子江口。这是公元8世纪70年代以后遣唐使常走的航路。取这条航路是考虑到，经由南岛的航路不仅所需时间长，而且要冒横渡东海的危险，既然同样冒险，不如从筑紫直接横渡东海，缩短航程，节省时间。南路要横越东海，这在造船、航海术尚很幼稚，又没有掌握海洋气象知识的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遣唐使在往返途中常道风暴，船破人亡，或漂流到南方岛屿被岛人杀害。
三、遣唐使的任务和作用
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如押使多治比县守曾从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经书；准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琴，在唐期间从上都刘二郎学琵琶；遣庸医师兼医请益营原提成入唐钻研医术，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等职，为日本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当时长安不仅是唐代文化的中心，又是波斯、印度、拜占廷、中亚、南海等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这就更加丰富了使团成员的学习内容。
遗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他们到庸后，向唐朝进呈日本政府赠送的礼物，主要有银、统、丝、绵、布等；归国时带去唐朝回赠的礼物，主要有彩帛、香药、工艺品等。这可以看作两国以互赠礼物的形式进行的贸易。当然这些赠品不会直接进入市场，主要是满足天皇及贵族奢侈的需要。尽管如此，唐贷在宫廷贵族及大臣之间还进行交易：“建礼门前，张立三蝗，杂置唐物。内藏寮盲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官市。”[注11]这样，唐贷必然有一部分会流入京城市场，起到贸易的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朝廷对使团成员按身份发给数量不等的丝、绵、布，作为旅费；又对大使、副使赐给大量砂金。唐朝方面也赐日使物品。所以使团人员从日本带到中国的物品可以用来交易，购买大量唐朝物品带回日本，流入京城市场。可见遣唐使还起了官商的作用。
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如吉备真备、玄防、最澄、空海等都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只往返的；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遣唐留学生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据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留唐学生约144名，大部分是学问僧，留学生只有14名。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有的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们生活起居同唐人一样。有的留学生甚至在唐娶妻生子。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和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如膳大丘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回国后任大学察助教；大和长冈在唐学唐律，回国后与吉备真备修订律令24条；营原（木尾）成在唐学医，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桔达势在唐以文才闻名，回国后推广中国书法。此外，著名人物还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最澄、玄防、圆珍、圆仁等。
阿倍仲麻吕(698—770)717年入唐，学成仕唐，取华名朝衡(晁衡)，历任司经同校书(正九品下)、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遗(从七品上)、仪王(唐玄宗第12子李理)友(从五品下)、卫尉少卿(从四品)、卫尉卿(从三品)、秘书监(从三品，掌经籍图书)等职。他工诗文，同唐代诗人李白、王维、储光蘸、赵弊等人交谊深厚。公元753年朝衡回国时，不少诗人作诗送别。王维的诗写道：“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他在途中遭风漂流安南，李白误为沉船遇难，特为诗哀悼：“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
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充满情意的掉诗，是古代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755年朝衡重返长安，先后任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镇南都护、镇南节度使(正三品)等职。公元770年年死于长安，终年73岁。唐朝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日本政府追赠正二位。
吉备真备(公元693年—公元775年)公元717年和阿倍仲麻品一起到长安留学，了35年回国。在唐17年，钻研经史、天文、军事、音乐等各方面知识，归国时带回《唐礼》、历书、乐书、乐器、武器等。回国后任大学助教，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篆六道。带回的《唐礼》对月本朝廷的礼仪颇有影响，大衍历于公元763年(天平宝字7年)代替以风历使用。
公元752年，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入唐。公元754年回国后任大宰大式，筑怡土城。称德天皇时，官至右大臣，从二位。著作有《私教类聚》。他在向日本介绍唐代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空海(公元774年—公元835年)，公元804年随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密教。公元806年回国后，传播真言密教。公元816年在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开创日本山岳佛教。公元828年在京都设综艺种智院，普及教育。空海工诗文，著《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纂隶万象名义》等。死后说弘法大师。
最澄(公元766年—公元822年)，公元804年与空海入唐，在天台山国清寺从师道邃、行满学密教。次年携230部经典回国，弘布天台宗，建大乘戒坛，与南都诸宗对立。著有《显戒论》，《守护国界章》。死后溢传教大师。
玄防(?一公元746年)，于公元716年与吉备真备入唐，唐玄宗赐紫袈裟准三品职。公元735年携经论5000多卷及佛像回国，在兴福寺传法相宗。因治好圣武天皇母藤原宫子的病，入宫参与政治。后来受圣武天皇的宠遇，任为僧正，与吉备真备左右国政。但遭贵族反对，被流至筑紫观音寺。
圆仁(公元794年—公元864年)，于公元838年入唐，在唐学习显密两教。回国后传天台宗，建立常行三昧堂，奠定比睿山佛教兴险的基础。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了解唐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溢慈觉大师。
圆珍(公元814年—公元891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唐学天台宗。公元858年回国开创日本天台宗寺门派。著有《法华集论记》、《大日经指归》等。溢智证大师。
五、鉴真东渡
唐代也有中国人东渡日本，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生产文化知识。其杰出代表人物是扬州名僧鉴真(公元688年—公元763年)。他俗姓淳于，江阳县人。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公元708年到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
师受具足戒。后从名僧学律宗。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签真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被尊为授戒大师。先后给4万多僧授戒。当时日本缺乏传授戒律的高僧，朝廷派奈良兴福寺荣害、大安寺普照两人到中国聘请鉴真赴日传戒。
鉴真在公元743至公元748年间曾五次东渡，均因风暴或人祸没有成行。在第五次东渡时，遇大风，漂流到海南岛南端，从海南岛绕经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回到扬州。途中由于劳累和暑热，鉴真双目失明，荣喜病死在端州(今广东高要)。公元753年10月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归国时，到扬州拜见鉴真，邀请一同赴日。鉴真不顾年迈失明，答应同行。公元753年12月20日鉴真抵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年底到达九州大宰府，公元754年2月入京，这时鉴真已是66岁的老人了。
鉴真东渡历时11年，先后六次方成功，可见其赴日传教的决心之大。和鉴真一起到日本的有法进、县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弟子共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有佛像8种、佛具7种、佛经34种、字帖3种。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授与传灯大师称号，其他僧人也各授位赐物。公元754年4月5日，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授戒。亲主戒坛，首先为皇族授戒，其次为澄修等440名僧人授戒。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按唐朝寺院布局，完成唐招提寺的建筑，鉴真从东大寺迁居寺内，使律宗在日本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天平宝字7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制作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悼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六、白凤文化
随着律令制的建立和中日文化的交流，出现了灿烂的白风、天平文化。白凤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元710年)时期的文化，仍以佛教艺术为核心。它的前半期深受中国六朗文化影响，后半期则显示唐代(盛唐前期)文化的影响。
奈良药师寺东塔是遗留至今的白凤文化时期最出色的建筑。这是一座三层塔，但每层都附有飞檐，所以看起来好象是六层。塔顶上耸立着相轮，给人以明快的感觉。雕刻方面，作于公元658年的大阪观心寺的观音像具有北齐、北周的雕像特色；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有天智天皇5年(公元666年)的铭文，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是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的图案。日本从这时开始，在佛像、佛画上也使用这种花纹，受中国的影响可以想见。[注12]
属于白风后期的兴福寺佛头，具有杏仁形眼、鼻有棱角、嘴唇写实、含着古典的微笑。在日本，这种式样的白风铜像很多。持统朝(公元687年——公元696年)制作的奈良药师寺药师三尊像则是初唐式样，其源流出于龙门奉先寺的卢合那大佛。
绘画方面，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最为著名，可惜公元1949年被烧损。这是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的杰作。法隆寺金堂的壁画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可见它的描绘法是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公元1972年从奈良县高松家古坟中发现的壁画引起史学界注目，壁画用鲜明的色彩，精湛的技巧，绘有青龙、白虎、男女像等。高松寡的壁画可与法隆寺金堂的壁画相媲美。根据王仲殊的推定，高松家壁画是7世纪末或8世纪初的作品，“壁画中的天象图、四神图及男女人物像的装束、服饰等，都深受中国文
化的影响，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注13]
奈良时期编辑的《万叶集》中不少和歌出自白凤文化时期皇族及其臣下歌人之手。和歌用万叶假名写成。所谓万叶假名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写出日语音声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和歌大都是描写风景的叙景歌或歌颂皇室的赞歌。和歌的五七调受汉诗五言七言形式的影响，长歌后面常常附有的反歌是受汉赋反辞的影响。著名的歌人有柿本人麻吕、额田王等。大化改新以来，不少皇室贵族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诗，后世编辑的《怀风藻》中即收录了白风文化时期大友皇子等16人的28篇诗。这个时期的汉诗尚处于模仿阶段。
七、天平文化
从狭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年——公元748年)的文化；从广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前代白凤文化与平安初期弘仁文化之间的文化，即整个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的文化。它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移植。
宗教方面。自推古朝以来，朝廷一直保护佛教。推古朝时期寺院只有46所，到了持统朝(公元690年—公元697年)增至545所。在天平时期政府想借佛教的势力，解决律令制下的社会矛盾，极力提倡以保佑国家为教义的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朝廷下沼建立国分寺与建造东大寺大佛。这时佛教已成为国教，寺院多数为官寺，寺中僧侣诵读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祈祷国家平安。大约在天平胜宝3年(公元751年)以前，成立法相、三论、律、俱舍、成实、华严等所谓甫都六宗。宗并不是后来的教团，而是研究经论的学派。相传法相宗的僧侣行基，在民间修桥、筑堤，受到百姓的敬仰。
中国的儒学也被日本政府极力推广。大学、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课，用儒家思想培养各级官吏。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下令，每家必备一部《孝经》，精勤学习。
教育方面。日本政府为全面吸收唐朝文化，中央设大学，地方设国学，作为培养官吏的机构。大学招收五位以上官吏的子弟、东西史部子弟或八位以上子弟和国学生中出贡举(选才荐举)者，定员为400人。教授的课程是明经(儒家经典)、明法(法律)、纪传(历史)、音、书、算等学科，其中以明经科为主。明经科专修经学，又分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仪礼》、《周礼》)；小经(《周易》、《尚书》、《论语》、《孝经胸各科。大学有大学头、大学助、大允(允＝丞，三等官)、小允、大属(属＝佐，四等官)、小属等官员。除大学外，中务省的阴阳案中设历博士、天文博士，教授历法、天文知识。宫内省典药案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传授医学知识。
地方各国设立的国学，主要选拔郡司子弟入学，学员名额20至50人。教授的课程以纪传科为主，官员设置与大学相同。
文学方面。公元751年汇编的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收录了贵族、僧侣等64人写的120首诗。著名的《万叶集》完成于奈良末期，编者不详，但最后可能由大伴家持编撰。《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和歌集，共20集，收录自仁德天皇至淳仁天皇约四个世纪半的长歌、短歌、旋头歌(和歌之一种)4500首。《万叶集》中出现的诗人大都是天皇、贵族，但也有防人(守卫九州海岸的士兵)和关东的农民。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大伴家持等。山上忆良曾以遣唐使少录的身份到过唐朝，受唐文化影响较
深。他的《贫穷问答歌》是描写班田农民悲惨生活的优秀作品。
和铜5年(公元712年)第一部史书《古事记》问世，共三卷，太安万侣撰。第一卷为神代卷；第二卷为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卷；第三卷为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卷。书中掺杂很多歌谣，可见它又是一部文学书。养老4年(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为总裁，编成《日本书纪》30卷，它是一部模仿中国的正史体裁，用汉文书写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高于《古事记》。公元713年年命诸国编纂《风土记》，它是一部地方志，现存播磨、常陆、出云、丰后、肥前等五国《风土记》，其中《出云风土记》保存完整，其他都残缺不全。通过此书可以了解8世纪前期的地方状况。
建筑方面。日本寺院建筑的布局、风格、雕刻、绘画等都受唐朝影响。如天平元年(公元729年)道慈监造的大安寺，全仿长安西明寺。现存天平时代的建筑有唐招提寺金堂、东大寺法华堂(三月堂)、法隆寺梦殿、东大寺正仓院等。唐招提寺金堂是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大都采用唐代建筑式样。其正面的凸肚状列柱，柱子上面的三层斗拱，屋脊两端高翘的鹏尾，四注的屋顶，配合得当，庄重美观。
雕刻方面。奈良初期，藤原京的元兴寺、大安寺、兴福寺、药师寺等全部迁到平城京，加之圣武天皇新造的东大寺、称德天皇新造的西大寺，寺院极多。需要安置佛像，因而这时期的雕刻也发达起来。雕刻式样受初唐、盛唐、中唐的影响。
国中公麻吕建造的东大寺本尊卢舍那佛金铜像于天平胜宝元年(公元749年)竣工，公元752年举行开眼大会。此像高15公尺，表示了日本赠刻的顶点。大佛完成后经多次火灾，现在的大佛大部分是17世纪雷建的。天平时代盛行泥塑像和干漆像。东大寺法华堂的14尊天平佛都是超过一丈的巨像。这些像分成两列，一列是本尊不空索观音、梵天、帝释、四天王、二力士(以上干漆像)，一列是执金刚神、日光、月光、吉祥天、辩才天(以上泥塑像)。东大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和新药师寺的十二神将像是有名的泥塑像。唐招提的鉴真像是干漆像，写实感很强。天平后期从唐朝传来新的式样即木雕像，唐招提寺的两尊不空索观音、药师如来，大安寺的圣观音、杨柳观音、四天王都是这种木雕像。
著名的绘画遗品有正仓院的树下美人图、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这些丰满的美人画都受到唐朝画风的影响。
当时的工艺品收藏在正仓院、法隆寺。正仓院珍藏的遗品主要是圣武天皇的遗物，还有光明皇后奉献东大寺的，种类有武器、乐器、文具、日用器具、游戏用具等。这些物品中有采用铸金、雕金、透露、金银镶嵌、镀金等技术制造的金工艺品；有施用徐漆、干漆、平脱、螺钿、密陀绘、末金楼、菏绘(描金漆画)等技术制造的漆工艺品；有锦、续、毛戴等高级纺织品；有以濒织、萌濒、夹纪法染制的染色品；有雕花玻璃工艺品；有施彩釉的陶器。这些工艺品的式样和图案，不仅反映了唐风，还表现出印度、西域、波斯、东罗马、希腊等地工艺风格，说明天平时代不仅吸收了唐文化，又通过唐朝汲取世界各地的文化。正仓院不单是日本天平文化的宝库，也是世界古代文化的宝库。
[1]挑文师：攀握织锦、织绫技术的织部司人员．
[2]“延喜式”：醍醐天皇延喜5年(905)编修律令的施行细则。
[3]胡锡年：《随唐时代中日关系中的二三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4]“和铜开弥”，弥为古日文“宝”的异体字，“珍”的俗体字；“皇朝12钱”，指和铜开弥(公元708年)、万年通宝(公元760年)等12种以初铸年号为标志的铜钱。
[5]当时按公民的贫富分成上上户、上中户、上下户、中上户、中中户、中下户、下上户、下中户、下下户和等外户。
[6]町步：日本文量土地、山林面积的单位，一町步约99.2公亩。
[7]国家规定的垦田限是“亲王一品及一位100町，二品及二位400町，三品及三位300町，四位200町，五位100町，六位巳(以)下八位已上50町，初位已下至于庶人10町。但郡司、大领、少领30町，主政、主帐10町。”《续日本纪》第15卷。
[8]《大日本古文书》，卷4。
[10]史书称之为“段富富豪之辈”、“力田之辈”等。
[11)《续日本后纪》承和6年10月条。
[12]久野健：《古代雕刻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篇第3卷第325页。
[13]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家古坟的年代问题》，《考古》1981年第3期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