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田多兵卫
序言
北宋建国至元灭的40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750余次。步兵抗击骑兵，成为这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骑兵的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穿插渗透、闪击奔袭以及连续突击、跟踪穷追等，成为常用战法。在于宋朝敌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四个政权中，辽军以轻装骑兵为主，尚带有草原骑兵作战特色，对设防坚城常分兵抄截，避免强攻，使其孤立无援；对野战敌阵，则在切断其援军及后方交通后，进行机动进攻，“敌阵不动，亦不力战”，“俟退而乘之”(《辽史·兵卫志》)。辽兵制；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民众，都隶属兵籍。每正兵一名，配家丁一名，马三匹。正兵在行军时骑一匹，战斗时换乘另一匹，家丁乘马一匹。人马不发给粮草，每天由家丁四出抄掠以供给正兵，叫做“打草谷”。军队出征时，选精骑三万为护驾军(即主力)；骁勇三千为先锋军(即前卫)；选派百余骑为远探拦子军(即侦察兵)。行军时，主力前后左右，都可派先锋，先锋前二十里有探马，遇有情况飞报先锋，遇敌大军飞报主帅。遇敌州城，可攻则攻，不可攻则绕过州城，而以少数兵力予以监视。攻城时，一般驱使掠来的老幼，砍伐园林或运土填沟堑，并迫使他们率先登城，而以骑兵随后奔冲。野战时，一般是将其骑兵分为几队，每队500—700骑。根据对方布阵情况，先以一队冲击。得利则诸队齐进；不得利则轮番冲击。如还不能攻破，则利用骑兵的机动力，迅速转移至他处。整顿队伍，过几天再来攻击。一般出兵不迟于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西夏惯于步骑协同，以重甲骑兵组成中原传统方阵，称“铁骑”(铁鹞子)。“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夏国传下》)。西夏也是男子十五为丁，两丁之中，挑选一名正兵。每名正兵配杂役兵一名，马一匹，骆驼一匹。其作战往往集中兵力突然袭击某一点，还常常利用其骑兵机动迅速的能力，声东击西，先袭击某一点，突然迅速转移至另一点进攻。对宋军也常常假装败退，诱其深入而截断其后方补给线。战斗时，常以“铁骑”为前军。‘铁骑”即重装甲骑兵，人马都披甲，而且用钓索绞连起来，虽死马上，也不坠落。攻击时，一般先用铁骑冲击，乘对方阵乱，再以步、骑(轻骑兵)冲击。如果被打败，则利用骑兵的机动力，四散奔逃，在其远后方整顿，两三日后再来进攻。
西夏的部分已经由我家的新罗源殿具体负责，我就不浪费笔墨了（其实是懒啊！）至于辽吗？和宋的冲突时间比较短，而且从战术和战略上来讲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创新，懒的写它了！只简单的说说辽和夏的战略战术特点。（懒就是懒哦，还找借口。上面的篇幅明显有骗石灰的企图哦，废话连篇啊！）
因此我就把主要篇幅放在宋与金，蒙古（元）的战争上。
金，蒙古（元）的战略战术的简单介绍和比较
金军在建国初期尚保留草原骑兵习惯，这是有金朝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攻灭辽以后，进入中原地区作战以后，战役的主要形式就变成以城堡攻防为主，野战也是堂堂的列阵对攻，冲击力和抗冲击力比高速度和远距离的机动力更重要，因而组建重骑兵。重骑兵人，马皆着甲，号称“铁浮屠”。金军还将人与马连在一起，使人“虽死不堕”，将马与马连在一起，保持队形不散，以增大战阵的抗冲击力，称为“拐子马”，是战役作战的中坚力量。决战时，先以两翼轻骑(拐子马)进行包围，再以亲军组成的重甲骑兵(铁浮屠)由正面投入战斗，实施中间突破。常常能给以步兵为主的宋军以极大的冲击力，并造成心理上的巨大恐慌感！金在早期和北宋的战争中以此战术屡屡获胜。在战役思想上，金军表现出的是极其强烈的对敌纵深和核心打击的决心！
一大纵深作战思想：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南北战争，北方的骑兵常常因为不能有效的克服南方的城堡防御体系而受阻。我在南北朝篇里面已经提到过在北魏崔浩曾经提出过一种大纵深的战役用兵设想，即置淮河以北的南朝重兵驻守的城堡于不顾，长驱直入，直至淮河，而后在淮河一线构成向南防御，再慢慢的攻取淮河以北的孤立的南军城堡，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该战略没能完全付诸实施，可叹。而在宋金战争中，这种战役思想得到实现。其成功的战例就是金军两次大纵深突击宋都汴京，金军以西路军为牵制力量，目的是阻止宋帝西逃和牵制宋军陕西的精锐兵团东向出关。以东路军为重要打击力量，避开河北的宋军诸重兵防御要点，直插宋的心脏—汴梁。这种规模宏大的战役规模和战役规模，另我辈赞叹不已啊！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可以想象宋廷面对这种规模的战役魂飞魄散的情景啊！但我们应当指出金军这种近乎冒险主义的战役进攻模式成功是有条件的，就当时武器装备发展水平及其作战能力来说，并没有改变冷兵器时代“攻城则力屈”的这一根本特点。特别是金军尚没有训练有素的步兵，攻城作战能力较弱，金军基本继承的是辽军的攻城技术装备和步兵，俺是最蔑视辽和西夏的攻坚能力，所以在汴京城下上演的不是惊心动魄的攻城战，而是宋方面的种种闹剧，可悲！因此它只能在宋朝城堡之间进行运动作战，攻城非其所长。宋朝在黄河以北许多重镇，如保州、中山、太原等，均能进行长期的坚守，一些城堡在北宋宣布割让给金朝后仍坚守多年，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宋军是有能力战胜这种大纵深进攻的。正如种师道所指出的，“金人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乎”，进而提出“疲老金师而后去之”的策略。可见宋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已经看出金军战略上的破绽，金军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宋朝统治者的战略思想造成的，这个在写宋方面会比较详细的描述！金军在取得了汴京作战的胜利后，企图再以大纵深作战夺取江淮地区，以大兵团直插长江北岸，甚至越江南下，追击至海，实现其大纵深的战役目的，均未成功。究其原因：（1）
金军战役力量的建设是不完善的。金军在三次南下追击高宗的时期，突击兵团的主要组成还是女真族的精锐骑兵，而北方骑兵面对南方复杂的地形和炎热的气候，一般只能在秋季天高气爽、马肥之际南下用兵，一到来年春季过后，雨季来临的时候，天气炎热起来之时，便不得不北撤。而且金军不注重吸收宋朝当时的先进技术，发展适合江淮地区作战的武器装备和兵种，尤其是水军，步兵建设落后，战斗力低下。象金军主力宗弼军被韩世忠的八千之众阻于黄天荡，屡次突围未成，始终无法战胜兵力劣于自己的韩军，如不是另辟奇径突围而去，恐全军尽没。与后起蒙古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之所以能够征服文明程度较高的宋朝，就在于注重吸取被征服民族的科技成果为战役作战服务。（2）是不能有效地实施对汉族的统治。金族刚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其战争的掠夺性非常残酷，每次南下，士卒皆“饱掠而返”。统治者为了保持其骑兵集团的机动能力，依靠“因粮于敌”来支撑其战役作战。军队主要靠掠夺来解决给养问题，残酷的屠杀、掠夺政策，不仅迫使广大的农民阶级奋起反抗，也使汉族的地主阶级抗金的决心更加坚定，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战局面。从河北到江淮的广大地区，到处是民众的抗金斗争，使金族人无法实施统治，不得不靠扶植伪齐政权来统治汉族地域，而伪齐政权又无力维持这种局面，这也限制了金军大纵深作战的效果。（3）就是宋军找到一些对付金军骑兵集团的作战方法，这个主要在后面的关于宋的里面说说，这里就不占据篇幅了。
二战役的重心直接指宋的最高统治集团。在对辽和宋的两次战中，金军战役的打击重心就是直接纸向敌军的指挥中心—敌军的最高统帅。其战略企图极其明显：以敌国首都为战略目标，进行广正面和大纵深的穿插突破，对敌国皇帝穷追不舍，不惜千里追击，强攻意识和强烈，例如深入沙漠追击辽天祚帝和渡江穷追宋高宗。在对南宋战争中，一方面，宋朝的城堡难以攻克，另一方面，南宋统治者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是消极防御，最高层中逃跑主义占了不起上风，已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这是宋军最致命的问题。因此，金军在东部战场上，每战都力求抓住宋朝廷，穷追猛打。在1125年和1126年两次围攻宋都灭了北宋以后，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心。当其得知南宋政权成立后，即派重兵南下，金太宗认为：“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①第一次南下追击时，因宗泽坚守汴京诸城未能达成目的；第二次追至扬州，被阻于长江而作罢；第三次越江南下，追赵构于海上，亦未能达成目的。反被韩世忠凭借长江天险阻于江南40余日不能北还，险遭全军覆没，因而未再敢深入江南。
但金军在战役思想上片面强调强攻性，每每力求与敌军主义兵团决战，这是可取的。但在其歼灭战的意识不强烈，其战略思想似乎过于直线条，在主要战役突击方向上可以到达敌军战役纵深的深远处，但不能主动的大规模机动迂回，包围歼灭敌军大兵团。如金军三次南下追击高宗，突进到那么深远的纵深，却几乎没歼灭什么宋军主力；又如富平会战中金军获胜，却没追歼溃军，使宋军迅速重整，稳固了川陕战场，等金军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再来进攻蜀口防御区的时候，就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使大批溃军散而复聚，南宋在重新建立五军时就大量收容勤王军残部，而大量宋军溃军融入各地的忠义军，大大加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给金军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蒙古（元）这个通古斯的游牧民族创造了中国历史最显赫的武功和疆域。先来极其简单的谈谈蒙古的军制，在未建立元王朝之前，施行的是“其军即军兵民一体”的全民皆兵政策，“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且“悉是军”。 《蒙鞑备录》记载， “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且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悉是骑军”。由于蒙古族以畜牧业为主，所以人人都能骑马放牧和狩猎，骑术都很高明。这些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具有亦军亦牧的特点。蒙古军队非常重视战马的训练和保养，对保持蒙古骑兵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蒙古的骑兵还有“从马”制度， “凡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这使蒙古军队增加了行军和进攻的速度，追击时，犹如天坠，会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退却如同电逝，即刻消失，敌军无法追击。蒙古军队行军只带从马和羊群， “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 “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 建立大元王朝以后，实行征兵制基础上的世兵制。一旦被征发为军人，即为军户，家口、财产皆注明在军籍中，并加盖官印，不得更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 “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阵者，复一年；贫不能役，则聚而一之，曰合并；贫甚者，老无子者，落其籍，户绝者，别以民补之”。蒙古军队的编制，按十进制编组。十人一队，其中队长一人，亦称牌子头，十队为一百户，十百户为一千户，十千户为一万户。万户是元朝军队组织的最高编制单位，但实际上人数并不满员，如万户府分为三等，七千人以上称上万户府，五千人以上称中万户府，三千人以上称下万户府。千户，百户与万户同，按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比例分为上、中，下三等。蒙古的军队，既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之分，其中汉军窝阔台称帝后，用蒙古军制来组织北方汉人部队。《经世大典序录》记载： “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早在成吉思汗时，就不断有大金国的契丹、女真及汉人军队归附蒙古汗国，加上以后在新征服的地区招募的军队，就成为广义的汉军队伍。这支广义的汉军，包括了契丹、虬人、女真人、山后汉人和中原汉人。成吉思汗和窝阔台，除了发挥蒙古军、探马赤军的战斗力外，都正式编用汉军，并定制征收赋税，这是他们得以克敌致胜的两个杠杆。在这支广义的汉军中，契丹军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但在灭金、征宋战争中，契丹人损失甚众，只得从中原汉人的“括签”中进行补充扩建，因而汉人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汉人世侯的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支庞大的汉军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了蒙古统治者不得不利用、而又不得不防范的政治军事实体。在忽必烈最后的灭亡南宋的战争中，也是这只大大强大的汉军担当起蒙古本族军队无法的担任的战役任务，是灭宋的绝对主力！而世祖争位，灭宋皆因此器甚利！此外还有此外，还有炮兵，弩兵和工兵。炮兵单独编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和炮手万户府，也有隶属于其他万户府以独立的炮手千户所。这种炮兵，是使用回回炮(襄阳炮)抛射震天雷等爆炸性炮弹，主要用于攻城战斗。五卫侍卫亲军中，都设有弩军千户所，是专业的强弩部队。武卫亲军，是以汉军万人组成，除屯田外，主要担任修筑城防工事的任务；上都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司所辖部队，其职掌和武卫相同，他们是我国古代的工兵。蒙古为了攻灭南宋，建立了庞大的水军，造船5000，练卒七万。经过三次水军大决战，彻底击溃南宋赖以维系战略平衡的优势水军，一举攻灭南宋！
简单说说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如下：
由于蒙古当时还处在奴隶社会，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还是掠夺财富。他们认为战争是取得财富的最好手段。一般是把掠夺所有的物资都分配给战士，甚至把占领地的人民也赐给部属作奴隶。这样就对敌方心里造成极大的恐怖和惨重的破坏。其结果，一方面，把战争变成发财致富的手段，激起全军上下的征服狂热，从而征服了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对敌方的惨重破坏。势必激起对方的民族仇恨和反抗，进而促进了蒙古帝国的迅速崩溃。
蒙古军队一开始就采取攻势战略。以和林为中心，向四周作辐射攻略，以奇袭、迂回、包围为手段，先击破其周边近处的敌人，逐次向四周推进。
分进合击，包围敌人是蒙古军队作战的惯用战法。其对南宋作战，是五道出师，会师鄂州，再攻临安；蒙军二次西征波兰、匈牙利，也是五道分进，会师于布达佩斯。这种战法来源于蒙古民族在长期狩猎生活中所形成的围猎方式，把它运用于战争就是分进合击，包围敌人。蒙古诸汗时代， “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多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
坚持机动作战，避免攻击堂堂之阵。蒙军初期在塞外作战，没有攻城的问题，与其它家族的骑兵集团作战，成吉思汗力求歼敌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时。例如，在消灭王罕部落之战中，成吉思汗首先派侦探查清了王罕戒备松懈的状况，而后星夜出发，趁王罕正在设宴之时，突然攻击，赢得了胜利。在西征途中，曾有过许多攻城作战，通常都力求诱敌出城而胜之。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兵宁用诈术破敌，而不常使用兵力。此辈并不以挟勇自负，观其作战方法，可与猛兽相比拟，务必尽其所能，袭破敌军，诱之中伏。设敌兵力强，则退走数日行程之远，或据一险要，以待援军之至。在其包围战中，若见被围者之勇抗，则开围之一面，于被围者溃走不成列时击之。有时佯败，诱敌来追。顾蒙古人之武装轻，每人各有马数匹，迨见敌疲惫之时，则易健马驰还击之。抑于退走时展其两翼，返而合围敌之轻进者。”
蒙古军完善了一套骑兵机动作战的战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突破。据《黑鞑事略》记载，蒙古兵“以骑队径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趋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撞，再不能入，则后队加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面八方相应，齐力一时俱撞”。“攻如凿穿而战”是蒙古军著名“三条战法”中一条。所谓“凿穿而战”，就是集中兵力于狭窄的正面，突破敌人的阵形，并直接向敌方深远纵深攻击前进。在1204年与乃蛮作战中，蒙古军首先在敌方阵地上打开一个狭窄的突破口，后续主力鱼贯而入，直逼乃蛮大阳汗的大营，打乱了对方的整体部署，赢得了胜利。
二是迂回、包围、诱伏。“或才交刃，佯北而走，故掷黄白，敌或谓是诚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札奇斯钦在《蒙古研究》一书中说：“大迂回作战，大包围战，和袋形阵地的使用，都是蒙古军的特色。当时这必须是最有机动性能才能做到。另一方面蒙古军的特点是能在一极准确的时间，由各地把军队迅速地集中到一个据点，予以突袭。假使不能一举而下，就佯作后退，引敌出击，使他们进入袋形阵地，然后再返身迎击，使敌人无法逃脱，一举歼灭。”
三是“拉瓦战法”。据《中国历代战争史》所述这种战法将疏散与密集二种队形混合而成。通常，先派千名团队一队，或半队，或三百名之大队，在前方与敌接战，此种先头部队系用疏开队形，
按十名一列，保持相当之间隔，在宽阔之正面；并有两翼，以弧形方式向敌前进。在此弧形中央的后方，是指挥官及其主力所在。先遣部队诱敌出战，诱使敌人进至主力部队前，以主力对敌实施猛力打击，同时，弧形的两翼从两侧和后方出击，并在出击过程中变换成密集队形-，以增强打击力。
蒙古大军在南下侵略宋朝的时候，遇到的主要战役模式就是城堡的攻防战，象著名的两川的诸山城攻防战和大规模的襄阳大战！因此在百忙之中战略环境发生改变以后，蒙古创造了一套自己的攻城作战思想。比历史历史上游牧民族相比较，蒙古军队的攻城思想也有所创新，这些创新是其辉煌军事业绩的又一支柱。
一是利用骑兵快速机动力，以突然前进的方式闪击夺取。《蒙古秘史》记载：“哲别去攻取东昌(今辽阳)。哲别到了东昌，见不能直取，乃退兵，走了六天，然后突然返回来，率领带着从马的骑兵连夜急行，乘金人不备，袭取了东昌。”再对南宋的战争中，由于宋军在守城的战术和坚定性上远远超过蒙古大军在欧亚大陆上所有的战术，所以该战术应用发生的微妙的变化，虽然也有淳佑元年阔端利用四川制置使陈隆之骄兵，轻守的错误，袭取了成都的典型战例！但大多数该战术的运用还是利用骑兵快速的特点，突然接近被攻击的城堡，扫除周围，给守城的将领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压力，组织守军利用周围的人力物力防御，该战术比较适合于一系列大规模连续性战役的过程中，向敌纵深展开突袭，如蒙哥攻宋中对西川诸山寨的不间断打击，概末如此！
二是选择迂回道路，进至关隘后侧，出奇兵夺取之。蒙金战争开始后，金军凭借长城，卡住居庸关，并在关前百余里的范围内布以铁辣藜，阻止蒙军的进攻。而成吉思汗却率大军从山西温桑干河前进，经广灵、灵邱等地，绕道东出涞源、紫金关，到达华北平原。并以哲别率一部从间道袭取居庸关南口，迂回至居庸关后方而夺取之。后来拖雷假道出唐邓用的也是这一方法。在忽比烈取得对宋军的战略性优势，大军大举向南宋腹地进军的时候，该战术运用颇多也`很成功。如在打通广德通向临安的咽喉要隘独松关的时候，就是以一部骑兵正面驰突，另一部从小路偷袭，使守关宋军惊溃。一举拿下了天险。
三是先掠四野，后取大城。蒙军进入中原以后，面对墙高、池宽的大城，如汴京等，首先攻取四周的小城，以收掠财物，破坏：敌方赖以防御的财力基础，孤立大城，为最后夺取大城创造条件，多桑《蒙古史》记载：“设有大城难下，则先躏其四周之地。”1213年，成吉思汗鉴于金中都(幽州)一时难以攻克，便首先分兵三 ；路扫荡华北平原各州县，最后再攻中都。1232年，蒙军与金哀宗相持于邓州不能下，于是率军北走，攻破泌阳、南阳、方城、襄城、陕州，尽焚金军积蓄。在南宋战争其间，该战术被提升大一个新高度，蒙军面对城高池深，积军蓄无算的襄阳城，利用一系列短促，强度低的小战斗，麻痹南宋指挥系统，在襄阳外围建立起完善的野战防御体系，彻底围困了襄阳，并利用自己日益强大的战役力量，围城打援，屡次打败南宋援军，使城中军民困而绝，加以政治攻势，一举攻克坚城。
四强攻，除了比较传统的攻城手段以外，蒙军在与其它民族作战过程中，尽可能地吸取了各民族的制造姓术，组建了庞大的“砲众所周知军”，极大地推动了蒙军的攻城作战。与辽、金军队相比，蒙军强攻破城多得多。攻城时常常摆开抛石机数百架，发射石块与城齐，再强迫俘虏首先登城，轮番攻击，日夜不息。
南宋的战略战术
南宋在战略思想是秉承北宋“以战为和”的国防战略思想，这是有政治上防臣甚于防寇的思想决定的，战略思想的保守和落后决定了在战略手段上只能依托城寨进行战术防御，军事力量上只能以步兵为主的现状！进攻战略是在全局上采取攻势，并以进攻行动为主要样式的战略。在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它通常为某一国家(集团)征服、奴役或控制其他国家(集团)的政策服务，具有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性质；在国家、民族内部，则服务于夺取或控制政权、统一或分割领土等不同的政治目的。实行进攻战略，一般利用优势的军事力量，采取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军事行动，对对方发动猛烈攻击，力图一举摧毁或歼灭对方主力，夺取战略要地，瘫痪其防御体系，实现速战速决。而防御战略则是在全局上采取守势，防备和抗击敌人进攻的战略。它通常是国家(集团)为反对侵略、奴役、压迫和控制，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根本利益而采取的战略，具有自卫的性质。实行防御战略，一般采取后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在对方挑起事端或首先发起进攻的情况下，被迫实施抗击、还击和反击。由于一开始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持久的斗争过程，逐步消耗、削弱对方的力量，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最后战胜敌人。众所周知，宋廷采取的防御战略是典型的消极防御战略，是为防御而防御的单纯防御，他没有为了反攻或转入进攻的企图，实质上是一种假防御。求和是目的，防御是手段；求和是真，防御是假。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两宋终其一朝在军事指挥上始终存在将从中御的问题！《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从中御’从来就是兵家大忌。所谓将从中御，就是指君主对率军出征的将领，不给以机断行事的指挥全权，事事必须禀承皇帝或朝廷的旨意行动。在古代那种交通通信条件下，出征的将帅事事禀报皇帝，请示朝廷，怎么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而当机立断地去夺取胜利呢?其结果只能按照出征前君王的指示，墨守成规，被动挨打，招致失败。宋代历代皇帝，都对自五代以来的军事政变，十分敏感。总是对统兵将帅猜忌防范，防将甚于防敌，想方设计分散其指挥全权。军队中往往是指挥、钤辖、监军等一大群，桕互监视，相互牵制，相互掣肘。往往兵分几路，不设统一的指挥机构，而直接听命于千里之外的皇帝。甚至制定出一个“平戎万全阵图”，竟然成为宋代不可改变的刻板战法和教条。而这些皇帝又是从小深居宫中，从未经历戎事的军事外行，但却又自作聪明地对出征将帅“叮咛详密， 授以戍算”，并不断用“手诏”、“手扎”等号令诸将。实质就是对将帅进行“瞎指挥”；其结果并不比“预赐阵图”好多少。这种风气，到了南宋又为政治上的权臣所利用，如秦桧，韩倔胄、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朝廷名义对前方军事指挥横加干涉，甚至打击陷害忠诚的抗敌将领如岳飞等，又如开庆年间，贾似道大肆对在对抗蒙哥南下过程中有功的将领如刘整、向士璧、曹世熊等进行排挤、陷害、甚至杀害；造成一幕幕的历史悲剧，导致了民族的灾难。
南宋在对抗北方骑兵南下的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也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战略，战术思想！在金军围汴京，宋钦宗欲割地纳款求和之际，李纲指出：“少迟数日，大兵四集，彼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并进一步提出：“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郡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待其粮尽力疲，中渡而后击之。”种师道也认为：“金人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归乎尸待金军“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其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 一些人还根据金军的大纵深进攻所形成的前实后虚的态势，提出并实践了“敌进我进，避实击虚”的指导思想。如月宝文阁直学士赵子嵩曾建议：将诸郡戍守之兵分为三屯，一屯澶渊之间，一屯青运之间，一屯河中陕华之间。·平时训练，以备非常，万一敌骑南渡，则并进深入，以捣燕山之虚，焚舟渡河，人自为战功未必不成也。1126年，种师道奉命增援定县，，河间等郡，针对金军统帅宗翰在泽州未归，提出从邢台、安阳疾趋隆德，捣其不意，但朝廷不能用。后来一些抗战将领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思想。1140年的宋金陕西争夺战中，金军向西突击，迅速发展到宝鸡、凤翔一线。胡世将以部分力量从正面牵制敌人，制止其长驱直入，而以主力向东突击，攻击敌后的各城，从西安打到潼关，这就避开了敌人的锐气，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迫使敌人回救，打乱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并乘敌行动失调之际，各个歼灭敌人。同年，金军南越长江追击赵构，赵构仓皇南逃，而韩世忠率军北进，在长江北岸阻敌北返，以数干人战敌十万，相持40余天，使金军再不敢作南下之想。岳飞镇守襄阳时，多次从襄阳向洛阳、颖昌方向出击，迫使进犯长江北岸的金军回撤。金军占领黄河以北后，由于文化、政治的落后，缺乏统治文明程度比它高的中原民族的经验，加上战争中的野蛮掠夺政策，引起了中原民族的剧烈反抗，因而在广大的敌占区内，到处都有民众自发的抗金武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众游击战，仅马扩、赵邦杰领导的河北赞皇五马山义军即号称数十万。另外，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张荣领导的梁山泊水军也号称数十万。在1126年金军围攻汴京时，受到黄河北岸民众抗战的压力，不敢等到宋朝战争赔款凑齐，便匆匆退兵。当其1128年再次南攻汴京、山东时，在山东又受到张荣数万名水军的袭击，河北五马山的起义军猛攻其后，迫使金军的右路军仓皇北还。这就出现了正规军`和游击军配合作战的问题！李纲曾上奏曰：“中尢急者，当先理河北、河东，盖两路国之屏蔽。今河北唯失真定等四郡，河东唯失太原等七郡，其余率推其土豪为首，多者数万，少者数干，宜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判司，择有才者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宠以使名，如唐之方镇，悍以自守，否则食尽援绝，必为金人所用。”宗泽在坚守汴京时，也曾积极与河北及太行山各地的民众武装联系，筹划配合作战、共抗金问题，将陕西、汴京东西两侧、河北等诸路人马团结在周围。他把马扩的起义军推荐给朝廷，要求朝廷给起义军以明确的委任。岳飞也曾明确提出“联接河溯，直捣黄龙”，并派人过黄河与起义军取得联系。梁兴为执行岳飞的“联接河溯”计划，渡过黄河，重返太行山，在两河地区重新点燃了抗金的峰火。游击军攻克了垣曲、王屋(今河南济源西)，在当地农民的配合、支援下，又攻占了绛州(今山西新绛)、翼域(今山西翼城)、泽州(今山西晋城)等地，并向东深入到河南的沁阳和汲县境内。在河北路的岳家军统制赵俊也派兵过河，汇合忠义统制乔握坚的部队，收复了赵州，磁州、大名府等地的民众也揭竿而起。大河以北的抗金力量发展到四十万以上，大家都以“岳”字作旗帜，使得金朝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这种大规模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在宋朝的兵书中也有了反映。许洞在其《草庐经略》中说：“游兵者，谓其兵无定地也。必士果锐而骑超捷，将勇悍而善应变。时而东复时而西，时而出复时而入；敌怒而迎，我引而退，敌倦而息，我临而扰；击其左复击其右，击其前复击其后，击其懈弛而无备，仓促难救；抄其谷食，焚其积聚，劫其辎重，袭其要城，取其别营，绝其要道；或朝或暮，伺敌之隙，乘间取利，飘忽迅速，莫可踪迹。于我为军之声援，于敌为彼之后患，夫使贼腹背均患，进退维谷，则不难于翦除。”
骑兵是封建时代的主要兵种，它于步兵作战时，以其迅速的机动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实践证明，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就不可能成为军事强国。汉武帝伐匈奴，就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为主的军队，从而征服了匈奴；唐太宗也总是亲率骑兵袭击敌人而取得统一战争的辉煌胜利；特别在对突厥作战时，更是大量地使用骑兵而取得成功。唐代极盛时期，牧监养马常在七十万匹以上，唐军中大量精锐的骑兵，使唐帝国威振遐迩。这个本来已被历史所充分证实了的理论原则—一骑兵是封建时代的主要兵种，到宋代时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错误所造成两宋骑兵的极其弱小。主观上宋代一些目光短浅，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大夫阶层，不敢面对现实地本认自己骑兵的落后而急起直追，反而否定骑兵的重要性，提倡所谓“以步制骑”的谬论。甚至范仲淹这样的人也说：“自古骑兵未必有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沈括也认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而宋则“利强弩。舍我之长技，勉强其所不能， 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这完全是脱离实际歪曲事实的谬论。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把日益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放在应有的地位上来考虑。南宋丧失了陕西，向西北买马之路断绝。只能靠向西南少数民族买马，因而缺马情况更甚于北宋。刘光世军共五万二千三百十二人，只有马三千一十九匹纠 殿前司的骑兵只占总兵力的七分之一，还缺马五分之一；·宁宗时江州都统司兵力总额一万人，马不过千匹。这是南宋骑兵缺马的实际情况。
宋军既然在战略上采取“以战求和”、“以步制骑”的消极防御方针。在作战形式上就只能是利用险要地形，如山地、江河等以限制骑兵的行动。所谓：“以步制骑，莫善于险”。而在平原开阔地区则构筑城堡以行防守。对方则总是避开险要地形，选择平原开阔地域进行主攻。因而双方城邑攻守战就在战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对金还是对蒙古（元）的战争中，宋军的防御体系基本上是分三大战区，即四川战区（川陕战区），京湖战区，两淮战区。分别控制扬州，襄阳，蜀口三个战略要地。因两淮地处临安(今浙江杭州)正面，又利用长江天险，设置沿江战区，作为战略上的第二线防御。在建康控制禁军精锐部队，作为第一线三个战区的支援力量，对蒙古作战的时候又将两淮战区与沿江战区合为江淮战区，由沿江制置使统一指挥，以卫临安。同时还扩建水军，设立沿海战区，造船练士，随时成军，以控制淮、汉、长江。以优势的水军，依托长江主水道，随时准备机动增援。总的来说，在战术手段上就表现的城寨防御和江河防御。下面我谈谈南宋对城池攻防战术运用的发展和野战筑垒发展起来而成的山城防御体系。
南宋时期，由于骑兵少，城防成了宋军最主要的战役样式。在大量的城防实践中，他们结合抛石机的广泛使用和北军攻城特点，改进了守城的方法，发展了前人的守城思想。陈规的《守城录》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成果，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一个“变”字，就是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守城观念。陈规指出：“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然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很解放的。这种解放在其守城作战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抛石机广泛使用的时代特点，修正守城的观念，重点做好对抛石的防御。以前的守城作战，主要是防止敌人的蚁附、地穴等手段，因而人们认为小城比大城便于防守。因为小城防御正面小，便于构筑高大的城墙，便于构成较大的防御兵力密度。但是，当大量的抛石机用于攻城作战后，攻城的激烈程度大大增加：如金军围攻开封之战，金军在开封周围收集了大量的石碑、磨盘石、墓道碑、石牌坊、石器皿、假山石等，加工成为石炮弹。攻城时，先将城外壕池填平，而后在城下架设十梢炮、撒星炮、座石炮等大量石炮。进攻时，一声令下，万炮齐发，飞石如雨。再辅助以大量强弩，被打击的目标，受破坏惨重，末兵除死伤外，也无法立足。然后推送与城齐高、可容80人的攻城战具——对楼进行登城，再加上，、铲城者事先准备不周，作战时，士气不高，指挥不力，造成城池的失陷。陈规认为大城比小城更便于防守：“又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 ，往者守城追求修建又高又宽的城墙，墙上甚至可以跑马。但陈规强调：“城不必太高，太高则积雨摧塌，修筑废力。城面不可太宽，太宽则炮石落在城上，缓急击中守御人。” 一般中、小城池，宜在9一ll米左右，顶宽包括敌台，只可在5米以内，过宽，受弹面大，反多伤人。虽然对付云梯，这似乎低了一些，但加上女墙高度和临时增设木排叉，可以补此不足。就是沿边大郡，城高也不宜过15米，顶宽不超过六米。守城要特别注重发挥炮的作用。“攻守之器，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用炮之术，则可以制敌。”为了有效地防御抛石的打击，陈规对城防设施作了大胆的改造。例如，将城墙由直角改成圆角，去除沿习的瓮城及城上经不起抛石的敌楼，拆除马面墙上的敌楼而代之以厚实的围墙，将己方的炮置于城墙内侧，等等。
二是强调守城的积极性，将攻守紧密结合，打击敌人。陈规大胆提出，不要怕敌人突进城墙，“若己先策定险备，设使贼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想，也是前人所未敢言及的，但又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基础之上的。为此，他提出加大城防纵深，为攻守结合创造条件。“城郭，旧制只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马墙者。…当于外壕里修筑高厚羊马墙，与大城两头相副，即是一壕两城。更于大墙里开掘深阔里濠，上尢筑月城，即是两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无可攻之理。大抵城与壕水，一重难于一重。至若里城里壕，则必不可犯。”这就形成两壕三墙，加大了防御纵深，防御能力也就提高了。这种理论源于墨子，对后人多有启发！并把内外城门错开，迫使突入之敌只能沿城墙下狭窄的通道作横向机动。这样，防御就有了弹性：“大凡攻城，须填平壕，方可到达羊马墙下。使其攻破羊马墙，亦难为入，入亦不能驻足。攻者止能于所填壕上一路直进，守者可预羊马墙内两下夹击，又大城上砖石如雨下击，则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敌，……攻计百出，皆有以备也。” 改造城角，减少敌炮威胁：宋代以前的城角拐弯处多为直角，为敌方以石炮摧毁城角作突破口提供了方便条件。如果敌方布置石炮攻打城东南角，在东方架石炮，只要射程所及，南城角20—30米范围内， 都受到威胁。同理，在城南方架石炮，东城角墙仁守兵也不能立足。如削去城角，成半圆形， 则可弥补这一缺点，而且敌方攻城，必须将石炮位置推进，我守城士兵可以利用城墙上石炮打击敌方炮位及其后方。改造后的城角，不再构筑战棚和角楼，敌方将难寻到主要打击目标。因而改造城角，避免敌石炮威胁，有利城池防守，便于打击敌人。 以前城外的桥都是吊桥，在敌人接近时可以吊起，防敌入城。但陈规用固定桥代替吊桥：“城门外壕上，旧制多设钓桥，本以防备奔冲，遇有寇至，拽起钓桥，攻者不可越壕而来，殊不知正碍城内出兵。若放下钓桥，然后出兵，则城外须先见得以为备；若兵已出复拽起桥板，则缓急难于退却，苟为敌所逼逐，往往溺于壕中。此钓桥有害无益明矣。止可先于门前施机械，使敌必不能入。拆去钓桥，只有实桥，城内军马进退皆便；外人皆惧城内出兵，昼夜不敢自安。”这就为实施积极主动的反击创造了条件。为更有效地实施攻势作战，陈规还主张多设城门。“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城门既多且开，稍得便利去处，即出兵击之；夜则斫其营寨，使之昼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须为牵制之计，常使彼劳我逸。又于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窦，填壕作路，以为突门。大抵守城常为战备，有便利则急击之。”这些想法是前人所未敢想的。
除了守城技术上的变革，在战术上强调机动灵活，攻守并用，达到歼敌和固守。1）守中有攻，积极出击：陈规守城池防御作战的战术思想是攻、守并用的积极防御思想。在同时期中南宋很多将领均采用积极的防御战术，有如两吴在蜀口抗击金军重点进攻的典范战例，而岳飞的攻击策略已经进入战略进攻的范畴，是南宋其他将领所无法达到的高度。他认为，纵处守势，也不能坐以待敌或单纯守城，而应该熟悉敌情，寻求机会，昼夜不断出击，打击、疲惫敌方，使其疲于奔命。例如守开封，周围近百余里的大城，当金军围攻日寸，末军将诸门堵塞，只留两三个门守御。这种作法，陈规认为是自堵生路，主张各城门不但不应堵塞，还应多开突门，即在每两座大城门之间再开两三个小门，以备将士突击之用。他还主张把各城门及突门相刘处的壕沟填平，以利守军出击，对鹿砦等障碍，在预定出击方向，一般不用，以免妨碍自己行动。为了出击适时，城墙上的观察，至为重要，发现有隙可乘，即时出击。又如公元1140年5月，陈规协助刘琦守顺吕，将士不足两万，而金兀术亲率兵1()万，连营15里，以图顺昌。刘琦俘金军2人，得知金军正在调整部署，陈规建议乘其立足未稳，派兵夜袭金营，取得很大胜利。此后，金军又抽集兵力3万人逼近城下，刘琦用疑兵计，命令各城门大开，趁金军进退犹疑不决，城上遂万弩齐发，金军损伤很大。陈规又建议趁金军败退之际，派部队追击，再歼其数千人，其中多数是撤退时慌乱，淹死在护城河中的。在围城金军惊心未定、损伤甚大的情况下，刘锖以部分兵力由西门出击，把金军的注意力引到西门方向，却以精兵数、千从南门出击，出金军意外．以大刀、长矛、钢义杀伤金军近万人。不久，金兀术又以身披坚甲的步卒和连环拐子马的骑兵继续进攻，又被宋军击败。金军主力损失巨大，不得已才撤去。宋军就是这样在以少敌众的情况下，采用凭坚城而以攻代守，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对方，达到了固守．的目的。2）主张指挥果断，以攻为守：公元1126年，金军围攻太原，太原告急，宋廷派兵22万去救援解围，结果失败。陈规认为，以众多兵力赴援，失败是指挥不当所造成的。他认为有5万兵力就足以取胜，将5万人编为50队，每队千人，以一将统之，将此50队以20队分散而又深入敌占之境，多路游击，进逼城垣，分散敌军兵力，又以10队从偏僻小径和捷径开进，并多派伏兵，专以对付抢掠粮草之敌军，因势而擒俘之，以求绝敌粮源而迫其解围，又以10队专门，对付敌方援兵，余10队作为机动部队。这才是以攻救守的办法，说明陈规有果断指挥，积极主动的作战思想。3）以炮对炮，坚守城池：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陷东京(开封)，北宋权贵认为，金军大炮多而猛，城不能守。陈规认为，这是没有以炮对炮的结果。东京如能运用以炮对炮，完全可以守住，关键是在能否采取巧妙的措施以炮对炮，充分发挥守城作战石炮的作用而已。为此，陈规在理论上提出，防守城池运用大炮，首先在区分和规定各炮打击的目标，其具体作法，是用射程为350步(约500米)的远程大炮专门打击敌方指挥中心。并以炮对炮，打击敌方炮兵。以射程260步(约400米)的大炮，打击企图通过护城河或企图填塞壕沟的敌军。最后，以射程150步(约300米)的大炮打击在城下搬运和架设对楼、鹅车、云梯、天桥等攻城器械的敌军以及停顿在城下和正在爬城的敌人，陈规认为，这样运用大炮，才能做到以炮对炮，既有效地压制了敌军大炮，又可由近及远地打击进攻的敌军。为使守城大炮少受损失，陈规主张不宜将大炮安置在城墙顶上，因为这会限制发挥大炮的威力，影响操作且运输炮弹困难，他主张将大炮配置在城内城墙脚下，敌军难以发现而少受损失，配以足够的弹药，减少运输的困难，且操作时不受干扰，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大炮的威力。为了使炮手观察目标，准确发射，采取在城上部署观察和城内炮兵协同解决的办法，分区负责，密切协同，观察到目标，以口令、旗语，灯火等显示方式，按事先协商好的分工、目标下达给执行的炮兵，炮兵就可以迅速、准确地打击进攻的敌方步卒和炮兵。陈规在800多年前，就提出建立炮兵观察员，区分炮兵不同射击任务，要求协同动作，说明陈规有较高的军事才能。 4）周密计划，善于应变：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南侵的金军，一举攻破太原，但对其附近的城寿阳却屡攻不下。于是朝臣中有人议论，认为是大城难守，小城易守。陈规反对这种说法。他以为城小不等于坚固，且难以保持足够的兵力，难以储存必要的军需物资。小城反而对攻者有利，如容易指挥和协调； 容易形成合围；容易集中兵力、火力以行突破，等等。而大城相对比小城有固守的很多有利条件，因而能否守住城池，不在于城池大小，而决定于有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作战中，能否正确指挥和善于应变的措施。寿阳小城屡攻不下，就是宋将能周密计划准备，又能指挥应变，史书上称陈规谓此为“先策定险设伏”是守城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要求守城者先有周密的计划准备，其根据就是先就敌情、地形分析可能出现的险情，预先采取相应的准备措施。如敌采取一面、两面，以至四面攻城时，如何根据不同情况，预定防守办法。局部城池被破坏时，采取什么办法恢复和加强。城门或其它局部被占，如何去恢复。夜间敌军偷袭，如何去对付，等等。这就要求敌人在未来之前，细致观察，周密设汁种种作战方案，并根据不同方案作出不同准备，临阵才能镇定，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变化，都能应付自如，如墨子九拒公输般那样。公输般的攻械已用完，墨子守城的方法尚有余。当然，事先的准备再周密，也难完全预料于变万化的情况。这就要求指挥者根据情况的变化，机动灵活地应变，陈规的“先策定险设伏”的守城理论，是根据守城被动作战的特点，充分利用守城的有利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正确的。南宋毕再遇的六合守城战的胜利， 更证明以上理论的正确性。其经过如下 公元1206年8月，金军自开封大举南下，分兵数路，什散揆自率金军：主力3万人出颖、寿，完颜匡率兵25000出唐、邓，纥石烈子仁率兵3万出涡口，纥石烈胡沙虎以兵两万出清河口。稍后，金又集河南兵以17万入淮，10万入荆襄，补充金军，声势甚猛。10月，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河，进围楚州(江苏淮安)，当时毕再遇任镇江副都统制，奉命解镇江之围。他命将许俊以极少兵力，疾至淮阴，烧掉金军粮草。金军主力南进，宋军望风而溃，滁、和相继失陷，金军直抵长江南岸。毕再遇考虑到楚州城坚，金军粮草被烧，可暂时无事，不坐等待攻，就主动率兵去六合，以分金军之势。毕再遇到六合后，在城上卷迹藏声，偃旗息鼓，布置弓弩手在城上，设伏兵在南门。金军抵六合时，原不料有劲旅在此，开始攻城，城上旌旗骤起，战鼓隆隆，弓弩齐发，城外伏兵夹击，金军大败而逃。这说明城虽小，但使用奇兵，同样可以取胜。此后，金军又派兵10万攻六合，宋军箭已用完，形势危急。毕再遇派人张青盖在城上。金军以为是宋统兵官，集中弓弩齐射，使宋军得箭20余万枝，颇有师法唐张巡草人借箭之旨。金军围城营寨超过15公里。毕再遇命令在城楼上奏乐，以示闲逸，却暗派部队不时出击金营，使金军疲于奔命，不得不撤围退走。
蒙古在开始大规模南侵宋朝开始，四川就是重点进攻地区，在大宋端平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公元1236年）八月，阔端在阳平关血战利州统制曹友闻，尽灭其军，一举打开蜀口以后！在四川战场的南宋军队就无法依靠蜀口秦岭沿线的险峻地形将蒙古军队挡在四川外围，从而进入四川战区的内线作战，四川战事初期，作为四川制置使驻节的地区—成都，由于地势平坦，利于骑兵突驰，数次度易手，残破不堪。所以，当公元1236年，成都一度失守之后，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在元军的骚扰下，不惜“披荆棘，冒矢石”，构筑了重庆城，认识到“成渝为蜀根本”，并修筑了钓鱼山寨，作为重庆的屏障。但由于战术和战略上的错误，四川的防务还是很混乱，为期达七年之久的窝阔台“攻宋大抄掠活动”中蒙古军队已经可以突破到夔州路，进逼三峡的出川口，形势是笈笈可危。1242年，余玠就任四川制置史以后，为扭转四川战局的被动局面，余玠一面革除弊政，减轻徭赋，——面广招贤才，博取抗元之策。余玠采纳了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为今守蜀计，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矣。巴蜀不足守也。”这一设防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据险筑城，可以阻挡元军之锐，迫使元军舍鞍马而进行步战，这样元军就舍其长而用其短，宋军则避其短而用其长。当时南宋国势已困危，兵力上居于劣势地位，如赖一般山地和平地城池，不仅不足以阻挡蒙军前进，且难以持久，必须利用险要地形，屯兵积粮，才能作长远抗敌之计。蒙古为了方便自己军队南下掠夺和破坏，更是出于不让富饶的四川成为南宋的战略大后方基地的目的，在蜀边建立了两个控制四川的战略基地，一个设在兴元，一个设在石门、阶州之两水，并派兵驻守。所以蒙古军队可以随时南下侵掠两川，普通的城池难以长久抵挡快速的蒙古骑兵的袭击，很容易使自己的人力物力遭到惨重的损失，所以在建成山城以后，将附近郡治均迁入其中，是蒙古军队的侵掠战术无法实现。而建立于险峻的山地的山城是蒙古骑兵难以克服的，这在后来的蒙哥攻宋的战争中表现了出来，蒙哥在四川初期取得胜利主要依靠两个战役手段，就是守将的叛逃和史天泽善于山地作战的军队。真正意思上攻破的山城微乎其微！余阶对四川的防务作了全面规划，还绘制了一幅《经理西蜀》图禀报宋理宗，表示有十年功夫的建设，可收复西蜀的失地。余玠的规划是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设防方针。在一定地域内，选择险要地段筑城建寨，屯粮积粟，据点以守。钓鱼山地势险峻，上通三江，下连长江，是重庆的屏障。这一筑城计划，是以重庆为枢纽，在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以及长江两岸的险要地段筑城，把沿江的州、府、郡、县城，都迁移到据点之中，东控三峡，北扼剑门，西堵外水(岷江)，南拒长江。这样一个以钓鱼城为中心，控制河川山隘，具有一定纵深的筑城地域，在尔后的防御战中的确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怪不得余玠当时定下军令状：“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我独当其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项筑城计划，是交给二冉实施的。钓鱼城及各山城相继筑成后，形成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以抗击蒙军沿嘉陵江方向向南的进攻。它是以重庆作为中枢指挥部，以合州钓鱼城作为支柱，借助长江天堑作为依托，以大江南岸作为纵深。 在前沿阵地带上，有得汉(通江东北)、小宁(巴中东)、平梁(巴中西)、大获(苍溪东南)、苦竹(剑阁北)等城。主要防御地带以合州的钓鱼城为支柱，有赤牛(梁山西)、运山(蓬安东南)、青居(南充南)、钓鱼、蓬溪(遂宁境)、铁峰(安岳北)、云顶(成都东淮口镇附近)等城，其中以号称“巴蜀要津”的钓鱼城作为防御要点，以控制三江(渠江、嘉陵江、涪江)而屏障重庆。 后方阵地带以指挥中枢和预备队控制地域的重庆为中心，东起夔门(白帝)，西至嘉定(乐山)，横贯长江沿线的器塘飞奉节东)、白帝(奉节东)、天生(万县西)、重庆、多功(重庆北)、神臂(泸州东南)、紫云(犍为东南)、凌云(乐山东)等城。其中，“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作为依托。 在三条防线之间，有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与长江组成的交通网络，联结各要点与指挥中枢一一重庆，结构紧密，从而结成一个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这是在中国古代兵垒史上的防御性质的军事体系的一大创举，很值得后人赞扬和研究。这些要塞式的城池构筑特点是：1． 全在环山相围面有峭壁悬崖，拔地而起的特高山顶上。2.山顶上有较宽敞的平地，有利筑城，有利屯兵积粮，有利军民教养生息。3． 通路少而险，敌方无法攀越。如四川万县天生城，仅有一条通路，陡直、曲折、窄小，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4． 各城都在其附近山顶上，设有子城(寨)，以求稳定，并分叙敌进攻兵力。5． 各城多扼山带水，相互成犄角之势，棋布星分，如臂使指地相互策应。钓鱼城为例，可见当时筑城的一般。钓鱼城呈不规则形状，城周长5926米，设有八门，城门上建有城楼，供作战时观察指挥使用，设有城垛，估计城上设有便于戍守的骑城铺，按宋代的城制，平原地区的城池均构筑有马面，以增强城墙的防御强度。由于钓鱼城系依地形而构筑，所以没有设置马面。为增强城门这一薄弱部位的防御，城门多选在城墙凹入处开设，有利于从两边城墙上掩护城门入口处，在小东门构筑了类似瓮城的建筑，使城门入口这一薄弱部位得到加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南北两面城墙中，各构筑有一字城，与嘉陵江这一天然障碍相连，既利于掩护自合州来的援军，又可作为运输军需物资的屏障，在古代城池中尚属少见。从《钓鱼城记》可知，城墙高二十四仞，一般有3—5丈高(约9．6—16．0米)，这是基于城墙下就是悬崖峭壁，东面坡度较缓，城墙就构筑得稍高，其他各面次之，有些地方则是就地改造山崖而未筑城墙。 从钓鱼城本身来说，‘三面临江，据险设防，筑有皇城、内城和外廓三重，皇城是全城的核心，内城是钓鱼城的主要防线，外廓则是前沿阵地，外廓内还有若干堡寨，构成犄角之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纵深的、重迭设防的防御工程体系，具备了藩篱三层的作用。就整个筑城地域来说，沿岷江、金沙江、长江一线称为外水，为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沿涪江、嘉陵江一线称为内水，为钓鱼城的第二道防线，再加上钓鱼城本身的设防，也构成了藩篱三层的作用。这些无非是针对元军的迂回包围、三路进攻的战术的设防部署。整个防御体系，是以钓鱼城为中心的点线结合，以点制面的设防，其基本着眼点是战术上利于步兵进行阵地战，而不利于骑兵进行运动战，战略上利于持久战，而不利弓速决战，藉此扭转宋军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据要点筑城，起到了集中兵力，缩短战线的作用，克服了以往分散兵力的弱点。就四川地区而言，钓鱼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元军的骑兵不能横冲直闯，毫无阻挡。就全国而言，这一防御体系确实起到了“宋无后顾之忧，蒙无东下之路”的战略作用。史书记载，当王坚继任知州后，曾征集合州所属的石照、汉初、巴川、赤水、铜梁五县共十七万人，把钓鱼城增筑得更加巩固完善，可见，整个筑城计划的实施，所动用的人力和物力是异常庞大。在以上设防的基础上，宋军在兵力部署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便守住四川的门户，增强四川战场的防御力量。首先，调沔州兵入驻青居山，金州兵入驻大获山，兴州兵人驻钓鱼山，共防内水(涪江以东)。继而调利州(四川广元)兵入驻云顶山，以备外水(沱江以西)。其余山寨城堡，均拨给适当兵力担任守备。这样一来，各山城之间，“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形成了一个联点成线，以点制面的筑城防御体系。此外重庆帅司控置安西，保定，飞捷三军作为策应各地的机动力量。在夔门设置指挥机构，在归州，峡州置重兵，准备策应四川方向的作战。备有大规模的水军随时支援各战区的战斗！四川完善的山城防御系统在蒙宋战争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挡住了窝阔台和蒙哥两次战略的进攻，更无算元两川、陕西行政院的多次战术进攻，只是在元军攻破襄阳以后，将长江水道拦腰切断，使四川战区孤立无援处于绝对战略劣势，加上叛变的将领增多，终于在1278年完全陷落。
南末末年，宋军已有了一些抗击蒙古军的作战经验，借助地形不利于骑兵集团作战的经验，在江淮地区建立游击军，水、步兵各半，以利机动。就是极边州郡；也开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间，五里一洫(田间水道)，以限制骑兵行动。在京湖地区，也疏浚水道，以为障碍。如在江陵“修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乃障而束之，俾绦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为一。随其高下，为柜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这就不至于“敌一鸣鞭，即至外城””了。此外，长江沿岸要点划归长江战区，扩建水军，控制长江，适时增援各战区作战。其实由整个南宋时期的战争史来看，除了初期金军在灭亡北宋以后，易用宋军指挥系统的混乱，成功的由淮河攻入长江流域，并进而渡江，侵入江南以外，其他针对两淮，沿江流域的`战役进攻都是无功而返，道理很简单，江淮之间密集的水网系统，对于以骑兵为主要战役力量和打击手段的金元军队是无法逾越的，而占据优势水军地位的宋军可以凭借坚固的防御要点抵御突然来袭的北军，进而凭借优势水军增援守军内外夹击，北军安有不败之理由。就算元军计划建立水军但在水网发达，四通八达的两淮流域顺利的建立水军训练基地逐步发展水军的话难度极其大，由于水网的问题宋军可以轻易的从几个方向攻击初建的元水军，再有在濒临临安的两淮战区大规模组建水军太容易刺激南宋朝廷，用装备和数量，质量均占据优势的宋水军击败元军易如反掌！所以两淮战区不适合发动战略进攻，在蒙古历次攻宋的战争中，两淮方向均为牵制性进攻，重点还是长江上中游。因此在整个论述中两淮流域就这么简单说说就足以了。
最后俺想谈谈蒙古在对南宋战争中战略的变化及其相关问题！就是窝阔台—窝阔台—忽必烈的战争变化！我们把窝阔台和蒙哥对南宋的战争看成一种模式的战争，即经典的蒙古骑兵战略的运用，蒙哥相对窝阔台时期的战略思想只不过吸取一点教训，去大大加强了其骑兵战略的特性，即向更深远的纵深迂回！我们从战略的制定和战略实施的情况来看。窝阔台攻宋的战略几乎就是攻金战略的照搬，即广正面，大纵深的掠夺破坏，以孤立进攻目标；实施战略迂回，求歼敌军主力。由于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所向披靡，使他们坚定其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却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严重忽视的战略环境和军事力量两个重要因素！咱们说虽然蒙古占据进攻的主动性，但大规模在多山的环境下进行那么大规模的连续性战役对蒙古人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我们把地理因素和敌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均划在战略环境中论述。由于黄河以南的地形不同于黄河以北，南宋蜀口、襄阳、淮河防线，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且城镇林立，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宁大骑兵集团的作战。南宋军队经过百年抗金战争，在大量义民参加下，虽然宋廷的“守内虚外”政策和妥协求和方针抑制着宋军的发展提高，但军队素质仍然有所改善，战斗经验特别是抗骑兵突击的经验也有了积累。宋军依山、靠水、守城而战，便于长期坚持，蒙军难产聚歼宋军。蒙军进攻正面达数千里，兵力分散，各路大军难以严同，战略后方又相距过远，不能持续作战。所以长驱而进，年复一年都不能成功。阔端的战略迂回，也由于高山险阻，与中路隔绝，迂回路线又过长，在宋军阻击下，损耗日增月累，后方难以补充，只能望三峡感叹而归！从军事力量来看，蒙古在那时期主要的还是骑兵，其步兵主要是金的降军和契丹军，其攻城的能力不会和金军差距太大。面对宋军守城部队的顽强抵抗，其战略目标很难答到！说起战略目标窝阔台汗的战略目标无非是“躬行天讨”，未免过于空洞和遥远！我们说战略的目的和任务必须以军事力量水平能力为物质基础。军事力量是承载和完成战略任务，达成战略目的的主体。因而战略目的和任务必须以军事力量的实际水平和能力为基础！所以窝阔台汗的所谓战略目标其实是空中楼阁！从其进攻的战略态势来看，并无绝对的进攻重点，只是游牧民族掠夺化军事战略的本能表现！在一个总的战略目标下（最高战略目标），没有具体的战役目标战略方向，这样的战争不可能成功，所以窝阔台汗的攻宋战争只是烧杀抢掠了七年，最后随着自己的消亡而结束！
蒙哥攻宋的战略简单的说就是窝阔台攻宋战略的翻版，在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后，坚定迂回包围的既定战略思想，说到底还是骑兵战略。不过他明确了战略的重点打击方向，既战略中的主要矛盾！全力夺取四川占据上游的便利，垮有常见病，抵消宋军水军的战术优势，顺江东下，一举灭宋！不过其战略迂回的规模和企图的确是空前绝后。其战略分三步走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在他即位的第二年派忽必烈攻略云南，占据云南及其附近地区，作为远出西南的战略据点，收刮“西南诸蕃”的人力物力，等蒙宋正面战场决战时机成熟，就可以奇兵出广西拊京湖宋大军之背，然后直下临安。这一战略步骤与次年派旭烈兀西征中近东，建立伊儿汗国也不无关系，是很有远见的。 蒙哥汗八年，蒙哥汗实行第二个战略步骤，亲率主力攻略四川。第三个战略步骤是预定次年(蒙哥汗九年)秋，忽必烈自河南南下，兀良哈台从云南北上，协同从四川东下的蒙哥主力聚歼京湖宋军，会师鄂州。这种战略部署是很创造力和远见的！我们说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军事战略，应该以该时期的军事斗争的全过程进行整体筹划，确定其总的战略目的和任务、战略指导的基本思想、原则和战略方针等。在总揽全局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对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恰当区分战略阶段，明确各阶段的具体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并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使战略指导始终符合发展着的客观实际。蒙哥在初期的战略制定过程中考虑到要抵消南宋在城寨防守和江河水军上的战术优势，用深远的迂回包围，绕到整个南宋防御体系的后面，从西南发动进攻，用李特哈德的话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间接路线的军事战略，迂回到敌军后方，从两方面给予敌军以沉重打击，即物理方面和心理方面。迂回到南宋后面的兀良哈台大军将迫使宋军成立新的战区，“军队也和人一样，除非回转过身来，把它的手臂(兵器)用在另一个新的方向上面，否则他就很难保护他的背面，不受到敌人的打击。当“转”一个身的时候，即可使他暂时丧失平衡，无论是军队或是个人都是一样的。不过军队要想恢复平衡，其所花的时间一定比个人还要长“但是我们说这个打击力量要足够强才可以产生足够的效果，宋军的战略决定了他不会主动向迂回到其后面的蒙古军队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行动，所以蒙古军队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去调动足够的宋军，使宋军的整体防御产生预想的龟裂。使蒙古军队能从缝隙中找到宋军致命的弱点！在实际中蒙哥九年，兀良哈台北上所率领的军队仅仅有蒙古军骑兵三千，蛮族步兵万人，转战千里，终于顿兵潭州城下，处于进退两难的境界，没有发挥起在战略上的巨大作用！主要是蒙古在南征过程中战略目标过大及其战役过程中损失过大造成的，在征大理损失士马数十万的情况下，仍然发兵征安南，兵力不足实属正常！对于蒙哥分兵进军的布置，在史书上多有责难，尤其是说忽必烈及其谋士不同意起部署，认为“攻其不备，出奇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可以取胜的，不同意蒙哥汗分散兵力的部署。他们也不同意主力迂回四川的方案，认为主力西出四川，必“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险荐阻，迁以危途缭径。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况；于客主势悬，蕴蓄情露，无掳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恃其背，大业可定也”。这种说法未免吹捧世祖之嫌疑，以现有的蒙古军队的战役力量从中路突破，必然形成旷日持久的攻城战斗，何谈奇兵！在缺乏大规模有经验的攻城步兵和实力足够的水面部队的条件下，从四川进军是个可以采纳的选择，何况在蒙哥六年的时候，兀良哈台为打通通向四川的道路，从云南出发，北出马湖江（四川屏山）与利，阆的蒙军统帅汪德臣部会于合川后原路返回。这中实验型的攻川战役，肯定了蒙哥对四川防务的认识，认识到夺取全川的可能性！是符合历史条件的！从整个双方对峙的战线来看，兵力上蒙古没有优势可言！不多方调动宋军，宋军就可以依靠长江水道把主力随意运送到三大战区的任意一个！必须使敌军处于左右为难的位置，把自己兵力分散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各部分在行动和目标上是互相协调一致的，当结合到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发挥最大可能的集中，而为了使集中能够成功，对于其他各处所使用兵力的控制就要合理！所以我们说蒙哥攻宋的战略是可取的，并且是可以实现的，其最后没有实现的关键问题！我认为还是蒙哥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指挥艺术欠佳，亲自率领大军攻击钓鱼城是败笔，军事斗争中要始终把战略目标放在第一位，蒙哥把东出夔门，于其他两路大军会师的战略目标至于脑后，去攻击并非不可饶过的合川，实属失策！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关照全局，应该善于掌握好战役的关节。我们说的战役关节就是对战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部分和行动！掌握好战役关节，可以迅速的推动战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甚至成为战役胜败的关键。再次，作为最高指挥员，在整体战役的一个分战役中达近一年之久，而忽视作为指挥员对战局的战略指导，是作为指挥员的重大失职！蒙哥固执的性格使他可以设计出如此富有魅力的战略模式，但同样使他无法成为一流的战略家，功亏一篑！忽必烈的战略是站在前两位实践者的基础上！我们说他的战略已经不是典型的骑兵战略了，但是这是由于其军事力量改变造成战略调整，军事力量是制定战略的主要依据，是其可靠的物质基础！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以后，决心改变元军的结构，大量招募汉军组建步兵军团和水军，在另方面元军在四川做了七年的试探型进攻，不仅未得手，还让宋军取得了取得一定战术优势，四川元军遭受了如开州之败的惨重损失！四川方面虽有上游之利，但地势险远，多年试攻，未能奏效。江淮方面，河道众多，城镇林立，是南宋重兵所在，前有长江天堑，水阔江深，难以逾越。而襄樊方向，在三大战区中相比，较便于大军进攻。襄樊地处汉水中游，既便于利用上游及唐、邓各支流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又便于顺流南下，直达长江，尔后水陆并进，同样具有四川居上流、跨长江的有利形势，但却缩小了正面，集中了兵力；接着再隔开四川，向东席卷江左，也同样可收包围宋军主力的效果。所以以襄鄂为主要突击方向，确实是利多弊少。襄阳战略的制定是考虑了元军战役力量发展的因素，元军可以组建水军，利用处于上游的地利顺游攻击宋军。元军在1267年—1269年之间完成了对襄阳的完全围困，元军采取的一系列类似于针刺战术行动，利用了宋军由于消极防御战略思想影响而对于低烈度战术行动的反应迟钝的特点，逐步完成了对襄阳的长期围困的部署，开始执行围城打援，外加政治攻势的战役方针。宋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在初期的增援问题上没尽全力，屡次被元水军所败，一方面自己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使元水军得以迅速壮大起来！南宋统治者虽也认识到襄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在苟安江南的基本国策指导下，既未能在东线西线转取攻势以牵制蒙军，又不能集中力量解襄阳之围，以致襄阳军民虽坚持危局，苦战六年，但最终远是城破被歼。襄阳的失败首先是战略的失败，是南宋决策者赵程、贾似道的责任。在战役指导上也有许多错误，一是吕文德允许蒙军开榷场，筑城立堡，使蒙军得以在襄阳近郊获得立足之地，二是在蒙军尚未完成对襄阳的包围时，南宋水军还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几次援襄，兵力既不充分，行动又不坚决，以致全遭失败，丧失了摧毁蒙军围襄部署的时机；三是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督师援襄，但事权不一，范文虎竟与贾似道相勾结，牵制了李庭芝的援襄行动，从此外援断绝，襄阳守军只有孤军奋战，最后失败是无法避免的。襄阳之战，是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双方都投入了主力，它的得失，关系到战争全局的成败。当时蒙古贵族所建立的大蒙古国(元朝)，正处于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大发展时期，确实生气勃勃。蒙古骑兵长于野战，又大量使用汉将汉军，造舰练士，建立水军，弥补自己的短处，加上大量使用新火器于攻城，虽花了六年时间，但减少了伤亡，锻炼了步军和术军，使蒙军兼有宋军之长和长江之利，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已处于压倒优势。元军在取得襄阳战役的胜利`以后，凭借强大的水军和其他军种顺江南下，直捣临安，并且在鄂州，丁家州，焦山，厓山四大水军大会战中全胜宋军，彻底消灭了宋军支持起战略的军事力量，灭亡宋朝！
关于南宋时期战争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宋将领在消极防御战略下的某些变通，出现了积极防御战略，甚至出现岳飞那中战略进攻的态势，以及这个时期武器发展的问题等都是很好的话题！不过实在太多了！我就不在这里骗石高了！欢迎大家给我提示！文章是匆忙写出来的，改变是肯定的，我希望周四回来的时候，能有许多朋友给予提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