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罗义光
公元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元昊祖父>重建夏州地方政权开始，党项既不断与宋进行战争。景宗元昊称帝立国后，为迫使赵宋承认其地位及扩张领土，发动了对宋的大规模进攻，并先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会战中获得决定性胜利，迫使宋在1O44年<宋庆历四年>与其议和，岁赐其银帛茶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之后宋夏之间和战不定，至1O81年<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一心要洗雪前耻的宋神宗趁西夏内乱之机，下令兴师分五路大举伐夏。但因命将非人，战略部署亦有失允当，宋军虽一度围改灵州，但终被夏人决黄河水淹而大溃。次年神宗采沈括之计，筑城於无定河边的永乐，因其地处险要，夏发兵二十万以死争之。因宋军统帅徐禧妄谋轻敌，致永乐被攻陷，徐禧以下“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一时关中震动，夏之军势达於顶点，但转机亦於此时出现。
永乐战后，夏惠宗嵬名秉常於1086年逝世，其子嵬名乾顺继位，年方三岁，夏国大权掌於后族梁氏之手，继续对宋的战争。幸而此时“知兵机，善谋略”的章（节）出任宋环庆四路经略使，他上任不久，即於韦州（内蒙古河套东部）两败夏人。为挽回败局，夏皇太后梁氏於1O92年<夏天佑民安二年，宋元佑七年>十月，亲帅十万大军，进攻宋环州和永和诸塞，围城七日，不克而退。章<节>在夏军将攻环州时，以骁战折可适率一万精兵设伏於洪德砦，断夏军退路，待夏军经过时，伏兵四出，夏军乃大败，梁太后险被生擒，人马死伤不可胜计。此后宋夏进入对峙，战局稍趋平稳。
有鉴於灵州、永乐之败的教训，宋在调兵遣将稳定前线战局的同时，开始推行李宪<太监，曾任五路伐夏总帅，虽因诸将不从节制而败於灵州，但五路军中唯其全军而退，应非无能一之辈>吗“进筑之策”。所谓“进筑之策”，即选将练兵，待训练出多支战力较强的军队后，伺机深入夏境，每夺一地即修筑堡寨，逐步蚕食夏之领土，同时推行“降者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的剿抚兼施以降其众一之策，瓦解夏人斗志。具体做法是集中宋军主力於泾原一跨，“自西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宁夏中卫县境>，以为驻兵讨贼之地，如此，则灵州不攻自拨，河外贼巢必可扑灭”。此一战略成效明显，大体自1096年<宋绍圣三年>秋，至1099年<宋元符二年>冬，宋在陕西、河东一带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夏的战略主动权逐渐丧失。为扭转此一不利态势，梁太厉於1096年十月，亲领五十万大军分三路入寇，大举入侵环延诸路，败宋军於金明砦，声势稍复。然次年四月，章<节>合熙河、秦凤、环庆、<鹿>延四路军，於葫芦河川筑城，以控扼有利地形，阻夏人南下。梁太后闻讯，急遣军袭击，复为章<节>所败。筑城完毕，赐名平夏<宁夏固原县北>，以名将郭成守之。梁太后以兵法攻其坚则瑕自破，而“平夏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於是尽起四十万大军来攻平夏城。夏军以名曰“对垒”的战车攻城，每次百辆，载数百人，填沟壕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郭成督军死战，夏军围城十三昼夜，士卒死伤数以万计，终不能克。一夕，北风忽起，吹折战车，夏军不战自溃。梁太后引残军，“惭哭掩面而递遁”。经此一役，夏元气大伤，无力再大举南下。
公元1100年<夏贞观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宋哲宗赵煦死，弟端王佶立，是为徽宗。时蔡京为相，倡“丰亨豫大”之说，又好边功，遂开始对西夏的大举反攻。
公元1104年五月，宋陕西转运副使、知延安府陶节夫攻占夏石堡砦并筑城以守，夏军反击，复败。六月，折可适领锐骑出萧关，进抵灵州川，大败夏军。次年二月，宋攻银州，夏监军附马兀移领军赴援，至蒿平岭<陕西米脂县境>，遇宋将韩世忠与战，世忠“跃马斩六之，敌众大溃”，银州遂克。六月，夏攻宋顺宁砦，败於宋将刘延庆；七月，夏攻湟州北蕃市城，又为宋将辛叔宪击退，夏人势穷，只得托辽请和。
七年后，徽宗以童贯<诸位请仔细了，是六贼之一的童贯>总统永兴、<鹿>延、延庆、秦风、泾原、熙订六路军，发起了一系列旨在最后全部夺取横山地区<横山自陕西神木县北至甘肃平凉绵延二千余里，地形险要，乃宋夏天然分界成，又称山界。宋夏百年争战即围绕该处展开>的战争。宋军在古骨龙、底河、仁多泉、震武城等会战中迭次取胜，间中虽亦有靖夏、盍朱岭败绩，但宋军在名将种师道、刘仲武、刘延庆等统帅下，於1119年<夏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四月出萧关，“取永和寨，割沓城，会於鸣沙，大败夏人而还”，终於夺取了全部横山地区，危逼灵、夏。夏主乾顺迫而求和，宋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后二十年间，利用女真势力崛起的契机，夏又复夺回横山地区，但此时中原鼎沸，宋金正倾全力角逐於江汉、两淮之间，世人的注意力早已不在於此，宋夏之间持续一百五十余年的残酷战争於无声无息间草草落幕。
仔细思考1086年至1119年间宋夏战争会发现，真正吸引之处不在於交战双方战术层面的表现<元昊在好水川之战中展示的统帅艺术方令人叹服>，而在於如何解释以下问题：
1086年至1119年，正是北宋由衰退走向崩溃的时期，政治极端腐败黑暗，事实上就在宋军於横山获胜后七年，女真铁骑便攻陷汴京，掳获徽、钦二帝并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是谓“靖康之耻”。而相反的，一般史家普遍认为，以1086年崇宗乾顺的治世为开端，西夏开始步入极盛时期。但是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行将灭亡的北宋击败了国力日盛的西夏，童贯完成了昔年韩琦、范仲俺等名臣末竟的事业，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不过历史是不会开玩笑吗，认真比较分析当日的各种情况将会发现，宋虽无必然获胜的宿命，却并非没有获胜的可能。
今人对赵宋的一般印象四字可以概之“积贫积弱”。此一弊端，始於开国皇帝赵匡胤，他虽以武人出身而夺得天下，却也因之而深谙武将擅权之危害，并且五代十国教训不远，是故一待形势初定，即有“杯酒释兵权”故事。而后更立禁军制度：将精锐皆集於中央，又以文臣加以节制。凡此等等，虽然巩固了宋室的统治，造成军队战力的下降亦是不争的事实。兼之北宋的官僚体制一直无法适应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真宗朝起已有运转不灵的征象，不能对其庞大的经济基础进行有效充分的动员，因之北宋虽经济发达，茶帛盐铁的进项远迈前代，至宣和年间，仍然“帑币盈溢，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北宋年铸钱五百万贯，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的总和>，但终究无法将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胜势。以至仁宗朝时，常备军数虽巳高达一百二十五万，仍然无法抵挡夏的进攻，“华夏之弱，旦古未有”。另一方面，自赵宋建立伊始，其面临的敌人已非汉之匈奴，唐之突厥等纯粹的游牧民族。无论契丹之辽，党项之夏，以及后来女真之金，皆是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而配合以封建农业的基础，能够以东北、西北的农耕基地为依托与赵宋展开长时间的持久竞争。事实上太宗三次征辽，神宗五路伐夏都过份相信己方在物资人力上的巨大优势，轻敌冒进，企图速战速决，一战而定。而辽夏皆采用了同一战术，即先坚壁清野，避宋军锋锐，待其深入后，困之於坚城之下而断其粮道，伺其疲乏而后击之。以上足可说明承隋唐帝国之绪的赵宋并非没有进取的决心，实因囿於客观环境而无进取的能力，因之太宗第三次征辽失败后即终身不言边事，盖其巳明嘹自己力量的缺陷，这一认识亦贯彻北宋始终。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宋仍然有能力取得阶段性和局部性的战争胜利，如在1086年。当时情况巳有变化，宋与夏的战争至此时巳进行百年之久，宋军虽屡败，但军队毕竟经受了锻炼，亦涌现大批有能的将领。欧阳修在定川砦会战后便指出“朝庭用韩琦，范仲淹等，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以枝梧矣”。待宋采进筑之策，更重选将练兵，韩世忠，吴阶等一批日后的抗金名将便出身於西北战场，泾原铁骑号称“甲於天下”，这足以与夏人抗衡。在战略上，宋放弃了孤军深入，一鼓作气攻克灵、夏的冒进之策，改以稳打稳扎，步步为营，迫使夏在长期的消耗战中将鲜血慢慢流尽的策略<同蒋介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手法酷似>。如此一来，国穷民少的西夏自然为庞然大物的北宋所压倒，败绩亦合情合理。
二、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就确立了“尚武重法”的治国方针，即“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教民以功利”。其结果“夏人皆以军功幸，遇战皆奋勇”，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元昊仗之屡败赵宋和契丹。但乾顺临朝后，变“尚武重法”而“尚文重法”，采用了曾为其祖先所拒绝的儒家理念。此一变革源起於西夏经济基础的变化，即农耕为主的封建经济的大发展迫使统治者必须重新搭建其上层建筑。乾顺的改革的确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根据中国历史的铁律，其必然的负面后果则是“军政日弛”，一贯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随着汉化的加深逐渐文弱。失去了这天赋的本钱，面对人数远在自己之上的赵宋大军自然会觉得难以抵挡，兼之乾顺三岁即位，其治世之初后党与皇族斗争激烈，内讧不断，亦大大削弱了夏的力量，因之虽有嵬名察哥这样的名将，但制胜的先机早巳失去。